“五四”与“六四”，在日历上只相差31天，在历史上相差70年。同样的学生运动，一个成为“青年节”年年纪念，一个被刻意忽视，湮没无闻；一个习以为常，一个虽无人提及却“阴影”时隐时现。
“五四运动”在中共官方话语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以“青年节”的形式年年纪念（图源：VCG）
不一样的“五四”
“五四”源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长期以来是中国官方的一种定论。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源于北洋政府内部党争的观点被提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认为，“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
自北洋共主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的皖系长期实际掌控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内部，除了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还有技术官僚曹汝霖为首的交通系，以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研究系得到英美支持，希望打破日本独吞山东及满蒙路权，安福系、交通系得到日本支持。
巴黎和会上，在英美压力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时任英国外相巴尔福认为，“中国未出一兵未花一元，却收回了许多他自己无法取回的权利。”
然而，在梁启超的授意下，研究系成员、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撰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于5月2日发表在研究系喉舌《晨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引爆舆论。
据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后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罗家伦回忆，当时他与傅斯年、张国焘等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
3日晚间，“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后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邵飘萍在北大举行活动，宣称“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当应挺身而出，把各学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挽争。”听者无不激愤，有学生当场血书“还我青岛”。时为北大学生、后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刘仁静甚至当场拿出小刀，要自杀明志。与会者决议5月4日联合各校“发难”。
著名作家梁实秋时为清华学生，也参加了5月4日的游行。据他回忆，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叭，愤怒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据作家冯学荣《“五四”到底是怎样的过程》披露，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卖国贼”曹汝霖逃过一劫，正在他家中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当成曹汝霖，群起而殴之，打成脑震荡，全身56处受伤。事后，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了狠话，要调兵进京镇压“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时任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立即发表异议，国家军队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百姓。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包括学生领袖、后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内的部分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学生被逮捕，后释放。
在“五四”运动另一个重镇上海，群众运动之所以被动员起来，与日本有关但却与和会无关。一切在于“日本置毒”的谣言——传言日本向上海水源投毒，引发社会恐慌。时为北洋政府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因喝醉后在自来水边撒尿，就被错认为投毒的日本人打死。参与者除一人被租界当局判刑外，其余都被判无罪，北洋政府除厚恤官的家人外也无可奈何。
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后，一系列报刊遭到查封，济南镇守使马良制造“山东惨案”。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邵飘萍逃亡日本，任职《朝日新闻》。1920年皖系倒台后重返北京，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指向于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而五四运动则指向于激进革命和群众运动。激进革命的兴起，中断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自由、民主、科学拜倒于“革命”之下。也正源于此，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激进的红卫兵运动与“五四”一脉相承。
在反思“五四”时，罗家伦亦为“五四”形成的“学生万能”的观点深感无力，“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傅斯年在“五四”超越单纯的学生运动后淡出。
据台湾学者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统计，1919到1929年，共发生学潮248起，反对列强的仅有17起，所占比例仅略高于5%。反对教职员的17起，反对校长的99起，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的30起，不满学校设施的有37起，反对学校收费的有20起。1921年，就因为此前免费的讲义要每册收费两角，北大学生就攻击校长。另有12起因为学生冲突，5起因为教员冲突所致。
被淹没的“六四”
对于“六四”事件的发生，学生之所以聚集天安门，赵紫阳1989年6月22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确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实用主义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指导下，在国民经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乱象丛生，官倒、腐败、通货膨胀等等，不满与矛盾集聚，尤其是引起学生群体的不满。从西单民主墙到“八六学潮”，深受“五四精神”鼓舞、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生群体都深刻参与到社会议题中。
1989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戒严的中国士兵（图源：AFP）
与此同时，据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披露，在改革高歌猛进的背后，中共党内意识形态上的交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路线之争从未停止。一方面是与经济改革相伴的政治改革艰难起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成立，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
正如赵紫阳所说，“一部分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无论他所指为何，事实却是：“八六学潮”后，改革派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职；原本单纯纪念胡耀邦的学生运动，最终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由最初的“风波”进而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中定性为“动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盖棺定论”为“反革命暴乱”。最终改革派赵紫阳等人被免职，不但政治改革停滞，经济改革都一度受到影响，以至于1992年邓小平不得不以普通党员身份“南巡”重推改革。而被纪念的胡耀邦也因学运而成为敏感词，直到近几年才脱敏，重回公众视野。
由“风波”到“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海外学者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陈小雅《八九年“西安事变”的补遗与重审》记载：4月22日，长沙、西安两地爆发了严重骚乱，“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毁坏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4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亦指出，长沙市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两地共有超过350人被逮捕。据赵紫阳个人回忆录《改革的历程》一书披露，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就连赵本人也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各自回到大学就读，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
“六四”后的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谈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当时发生对于中共是有利的，“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
对于军队的戒严，媒体尤其是外媒的报道很多，比如有名的“坦克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也曾以会议“公报”的形式内部发行一份小册子，向整个党政系统传达“六四”，统一认识，以官方的视角定性、阐述“六四”事件，其中详细叙述了解放军士兵尤其是“共和国卫士”在戒严过程中的遭遇。
据《新中国国防大事记》记载，“六四”事件平息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向事件中有功劳或重伤、被杀的军人颁授或追授“共和国卫士”铜章。共计37人，其中烈士14人，生者23人，分5批授予（1989年6月到9月4次，1990年2月1次）。1989年7月，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向国庆40周年献礼，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籍《共和国卫士》、《解放军画报》出版“平息反革命暴乱保卫人民共和国特辑”。
根据官方记载，“共和国卫士”之一的63军某通讯团少尉排长刘国庚，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被“暴徒”活活打死并焚尸。“根据当时图像资料，可以见到他的尸体被烧的枯焦，呈跪状，脖子被套上绳子并吊在一辆被烧毁的公共汽车上；头戴一顶未被焚烧的军帽，手中有一根铁棍，腹部被剖开，肠子部分外露，这些都显示他可能因这些而死或是在死后遭到虐尸。”38军炮兵旅班长王其富，6月3日晚9时与其余9人乘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途中，“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包括王其富在内6名士兵死亡。
1989年10月后，这些官方出版的纪录片、书籍就在中国大陆“绝迹”。据新华书店知情人透露，是接到中央指令，所有包括《共和国卫士》在内的宣传六四平暴的书籍，全部封存并尽力回收，送往纸厂做成纸浆。从1990年后，“共和国卫士”、“六四”在中国大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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