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流传有一张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合影照。许多朋友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故事并不简单，还须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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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与帝王家”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看法应该说不错，但在1898年之前，在主持朝政的恭亲王看来，未免太过激进，不合时宜，恭亲王以各种理由阻断了康有为在政治上的通道。
康有为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不幸因病去世。年轻的光绪帝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仅仅过了十三天，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明定国是，拉开了1898年政治改革的序幕。
又过了三天，6月15日，光绪帝宣布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这一事件究竟基于怎样的考虑，一百多年来争论不已。
接替翁同龢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职务的是王文韶，接替王文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的是荣禄。
6月16日，也就是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天，光绪帝在按照原先日程安排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帝，也是其一生中见到光绪帝的惟一一次。可是这次会见似乎给康有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论是炫耀自己的辉煌，还是鼓励他那些追随者，他都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康有为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次召见。自他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上书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他觉得他一直是真心的在为大清王朝振兴出谋划策，所以他认为清政府最高领导层应该抽时间找他当面谈谈，当然更应该授给他相当官职，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康有为的这种心情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但实在说来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步入政界，尤其是步入政治高层的“另类”和捷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有一样，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个人的事情，而治国平天下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在追求和外在表现。两者结合，就是传统儒家学者所谓的“内圣外王”。不过，自有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遵循科举正途道路进入官场，以科举正途作为他们的进身之阶。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正是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保持着新鲜活力，不断为政治层面输入新鲜的血液。
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个别具有特异才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某种另类程序达到同样的目的，获得同样的效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向最高统治者不断献策，不厌其烦、不计其耻地反复上书，相信终有一封上书会被看中。
康有为是这些另类思考年轻知识分子中的成功者，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上帝，他终于要见到他日思暮想的皇上了。而孙中山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康有为的执着和耐心。
自从康有为确立要为大清王朝竭尽忠诚信念后，他遇到过无数尴尬与困难，遭到过无数羞辱与拒绝，不过正是在这无数次磨难使康有为学会了“自售”的本领，使他知道怎样利用政治层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去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1888年他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向清政府上书的时候就已明白这些道理。从那时起，他就不断联络京城各个层级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掌握实权拥有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的高官，并利用自己的那支秃笔和那颗用之不竭的脑袋为那些官吏起草他们自己不愿起草、不能起草或不屑起草的奏折等文件，以此获得这些官吏的好感，进而由这些官吏保荐自己，从而达到自己步入官场、步入政治高层的目的。
经过几年磨难与潜心思考，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终于给康有为带来的机会，他除了自己上书清廷呼吁变法外，还为许多官员起草过不同的奏折。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曾期待这些官员能够保荐自己步入官场尤其是政治高层，可是他奋斗了几个月、等待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消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郑重宣布变法维新，明定国是。这是康有为的期待，也是他的机会，也曾是他的建议，可是清政府使用了他的主意，却依然不愿使用他这个人，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困惑与着急。
困惑中的康有为从来不会消极等待，他急于自售，他实在不能满足于那个小小的工部主事的低级职位，他需要更高的职务，他觉得只有更高的职务才能发挥他的作用，才能使他不受制于他人。于是他想到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想到了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于是他通过徐仁铸联络到徐致靖，然后与弟子梁启超等人一起草拟了一封保荐自己和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等五人的奏折，请求徐致靖以徐的名义上奏。
徐致靖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看在自己儿子的份上乐于在这封保荐书上签名，更何况光绪帝和清政府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呼吁各级官员勇于推荐年轻有为的人才到政府中工作，共度时艰呢？
由康、梁代笔的这封保荐书写的文情并茂，十分感人，它的标题是《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背景、目的、意义，均一目了然。文中在谈到保荐人才的意义时强调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政府既然已经宣布要实行新政，就必须广求具有湛深实学、博通时务的非常之士方可成功，并强调清政府此次新政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破格超拔低级官员乃至草茅之士进入政府高层，以备顾问，甚至可以用其中一些优异之士去替代那些旧有的官员。这些说法实在是感动了光绪帝，使光绪帝看到这份奏折时不能不稍加留意。
保荐书在谈到康有为的能力和品格时，更是竭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称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其推荐康有为所要担任的职务则是光绪皇帝的顾问、师傅，俨然有替代翁同龢地位的企图，文中称“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这样的人才怎能不使光绪皇帝看了动心？更何况胶州湾危机以来，帝师翁同龢曾数番在光绪帝面前提到过康有为，并请求皇上破格召见，只是碍于清朝礼仪，曾委托总理衙门大臣问话，现在又有人郑重推荐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决定在新政背景下确实应该破格召见，当面听听康有为究竟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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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对话
或许是徐致靖这封保荐书对康有为的评估及职务建议刺激了翁同龢，或许是翁同龢已知道恭亲王奕在临终时已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评价，甚至担心自己与康有为联手将作出对大清王朝不利的事情。总之，当光绪帝6月13日批阅这封署名徐致靖的保荐书，决定即日召见时，翁同龢却建议光绪帝“宜稍缓”。光绪帝虽然对翁同龢的建议稍有困惑，但也只好将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当日上谕令康有为、张元济于6月16日预备召见。
翁同龢
6月15日，光绪帝宣布将翁同龢开缺，改组政府。也正是这一天，康有为为了第二天的召见从城里赶到颐和园，住在户部公所等候次日清晨的召见。在这一过程中，康有为肯定已知道朝廷中所发生的变化，所以他对皇上的召见更多了一些期待，他甚至有可能以为将翁同龢开缺，是不是在给自己腾位置？
16日清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的朝房，等候光绪帝的召见。在那里，他遇见已获任命的直隶总督荣禄也在等候面见皇上谢恩。
荣禄当然知道康有为是在等候皇帝召见，于是他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他几年来的思考，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接着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此时肯定已知翁同龢的处分只不过是开缺回籍，所以他认为仅仅这样轻的处分实在难以清除反对变法的势力，所以他直截了当告诉荣禄：“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荣禄与康有为的这段对话细节不见于康有为后来编著的自定年谱，但自定年谱也承认他在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时确曾与荣禄“谈变法事”。但由于后来所谓政变的原因，特别是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荣禄后来成为政变的实际主导者，因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所有后来解读者都将这段对话的情景作了恶意解读，以为康、荣二人由此真正结仇，并由此导致了后来一系列变故。这种解释虽然可以自备一说，但实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确实，荣禄后来是一个坚定的康有为反对者，特别是在政变之后，他更感到非杀康有为不可。但此时的荣禄似乎还不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他之所以在政府改组过程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秀，应该说是他此时清醒地意识到了大清王朝的未来不在于坚守旧祖制，而是怎样与时俱进、弃旧图新。恭亲王奕在临终前向慈禧太后、光绪帝郑重推荐荣禄，以为荣禄是他死后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代替他位置的满洲人，是未来不容置疑的满洲人领袖。恭亲王的推荐显然不是信口开河，由此可证此时的荣禄实际上代表着满洲贵族进步势力、健康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康有为为同道。否则，康有为此时既已知荣禄为彻底的守旧派，他何以有兴趣与其谈论变法的事情呢？
荣禄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荣禄不仅是满洲政治家继奕之后最具新思想的人物，是他提议清政府批准袁世凯以新法训练新军，也是他请求清政府设立武备特科，还是他不仅默许而且支持其部下袁世凯等人参与强学会。总之，对于一切有利于大清王朝的改革举措，荣禄似乎并不反对。由此，他获得了慈禧太后、光绪帝双重信任，光绪帝称他“办事向来尚属认真”，于是在改组政府的过程中先是用他替换掉翁同龢，接着又委派他出任最具全局意义的要职——直隶总督，显然对荣禄寄于很大的期待；慈禧太后更是对他言听计从，信任有加，《清史稿》说慈禧太后对荣禄，“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此其一。
第二，作为担负政府重任的荣禄，也决不可能是康有为这样的极端激进派，他盼望大清王朝中兴，他期待中国富强，但他也知道大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期待有识之士、有志之士能为王朝振兴贡献心力，推动变法新政，但他更知道一二百年成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废除，更不可能凭借滥杀大员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守旧势力。所以，他能同情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但他根本无法同意康有为的变法办法。他只是一个稳健的变法运动领导人，他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去支持康有为的变革办法。
康有为朝房内的短暂谈话给荣禄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由此不仅注定了康有为无法获得光绪帝重用的机会，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留下了重要伏笔。荣禄与康有为对话结束后迅即入见光绪帝，他在与光绪帝谈完自己的事情后，有意无意地试探光绪帝觉得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光绪帝尚未见到康有为本人，他只能从已看过的康有为文章、著作，以及翁同龢的谈话、汇报及最近期徐致靖推荐书中进行判断，表示康有为“以为能也”。荣禄明显感到皇上似乎有重用康有为的意思。
按照昨天刚颁布的新规，新任高级官吏在向皇上谢恩的同时也必须向慈禧太后谢恩。于是从光绪帝处退出的荣禄迅即来到慈禧太后处。时，李鸿章“放居”贤良寺，为谢慈禧太后赏食物，也正在皇太后处。此时的荣禄与慈禧太后无话不说，他遂将刚刚在光绪帝那里所说的话告诉了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太后康有为的激进办法不可取，皇上如果过于听信康有为的主张，必将危害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他甚至恭维在场的李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老资格的政治家李鸿章既看不惯接替自己多年前曾经担任过的直隶总督职务的“新科”官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再加上他正在韬光养晦，也不愿在自己尚未弄清真相时陷入被动。于是当他听到荣禄让他向太后详谈的建议后，吓得面色大变，赶紧叩头，称“皇太后圣明”，一切由皇太后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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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之缘
荣禄的本意是“暗请太后留神”，在适当时候能阻止光绪帝一意孤行过于听信、过于重用康有为。而慈禧太后则叹道：
“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
显然，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在荣禄、李鸿章等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有意干预正在积极推动变法新政的光绪帝。
一切不利于大清王朝的事情慈禧太后都有权力干预和过问，她自有办法及时提醒光绪帝在哪些问题上应该注意，而光绪帝方面自然也有自己的渠道能够及时获知太后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再加上荣禄刚才莫名其妙的言辞，光绪帝对于将怎样与康有为谈话似乎有了预案。所以当光绪帝正式召见康有为的时候，这一被康有为后来不断渲染的一般性会面其形式远远大于实质，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康有为的谈话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看，都没有超过他已经上奏给清廷的那些文章和著述。
光绪帝
根据康有为后来追忆，这次会面从光绪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后切入正题。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帝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光绪帝昨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光绪帝心目中，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翁同龢的真实面目可能正是对光绪帝试图增加“民众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
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光绪帝当然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
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
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
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他称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角之多寡，窗门槛棂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将设计方案交给施工者，新的建筑就可成功了。在设计上如果存在缺陷，那么新的建筑即便建起来了，也很难经得起风雨考验。对于康有为这些并不难懂的道理，光绪帝表示赞同。
接着，康有为就其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枝节改良阐述了自己既定看法。
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中，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的变法，实质上都是“变事”而非变法，都是枝节改良而不是根本改造。鉴于先前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光绪帝表示赞同。
对于变法前景的描绘，康有为此时也并不是要求清政府很快就能收到实效。
他说，他曾研究过中西各国变法经验，大体上说，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三百年时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三十年时间就达到目前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程度。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恢复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应有的地位。康有为就此鼓励光绪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他的“三年初见成效”说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延续，只是一种静态比较，而忽略了动态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过，困境中的中国人总是期待一种美好前景，“三年初见成效”说从来都是激励中国人奋发精神的有效工具。
对于康有为的美好描述，光绪帝自然感到高兴，他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有为接着却反问道：
“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
据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描述，光绪帝听到康有为这一反问后，“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康有为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变法革新的事情，于是他建议光绪帝：
“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魚也。”
康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正对光绪帝的心病，光绪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所以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方今军机处、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彼等守旧大臣无从议驳。康有为的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折衷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帝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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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浅言深
康有为似乎相信，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布局虽然要消耗掉政府许多的精力，减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至少可以减轻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而公开性的策略有助于光绪帝增强自己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威信，在滿朝文武中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至上威严。于是康向光绪帝问道，既然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么“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
光绪帝对此一笑置之，不愿回答。康有为接着重申自己几年来的一贯主张，建议光绪帝颁布“罪己诏”总结几年来外交得失，振奋民志以收拾人心。他说，自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民志已离，非由皇上下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人心，重建民志。光绪帝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分析似乎也颇赞同，但对于如何着手进行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
康有为话题一转谈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惟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滿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的缺陷，清政府自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后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只是从总体上说，不对八股科举进行根本改革，便无法为无量数的人才成长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光绪帝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光绪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
“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康有为再对：“皇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于是乎，这一事关无数青年学子前途的重大政策就在这瞬间决定了。如果说光绪帝真有什么魄力的话，如果说光绪帝真的像康有为等人后来所宣扬那样“圣明”，恐怕决定废止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过程最足以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政策的决定后来还有不少曲折，但光绪帝的表态确乎相当重要。
谈完了科举八股制度的废除之后，光绪帝又就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咨询康有为的意见。光绪帝问：
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筹到大笔的款项吗？
针对光绪帝的问题，康有为详细解释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及银行体制和印度的田税制度等情况，接着也谈到由翁同龢主持发行的昭信股票发行的利弊得失，康有为似乎认为昭信股票的发行未必不是一种筹款办法，但是将筹款作为建设行宫的费用，似乎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而且发行中的弊端太多，故未能变法而先害民。康有为并没有因为他与翁同龢的特殊关系而有所回避，也似乎没有因为翁同龢被免职而为其鸣不平。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对翁同龢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似乎也觉得翁同龢的办法并不是要给大清王朝带来一个全新的格局，翁同龢代表了守旧的一方，这似乎再次证明变法之初将翁同龢开缺还是为了新政的推行，并不是什么慈禧太后为了限制光绪帝的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激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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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成功的对话
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似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中国资源丰富，矿物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款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只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变法的根本。
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中国之所患患在民智之不开。
所以康有为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作思考，因此他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只能向光绪皇帝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等。而这些问题，或者已经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如大量翻译东西方各种书籍，自林则徐以来似乎清政府就没有做过任何限制；或者是清政府一直在执行的政策，如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这是慈禧太后当年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代重臣一起开始的一项既定政策，中间虽有反复，但并没有因为某些反对势力的反对而完全中断；或者是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且已宣布要进行的如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以广见闻等，在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之后已公开宣布了这一政策，尽管遭到了来自满洲贵族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似乎无意于放弃或修改这一政策。
所以，康有为此次谈话的兴奋点并不是光绪帝的兴奋点，他的关怀之所在不仅与光绪帝相差甚远，有一些似乎已经落后于形势。而光绪帝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开发经济与市场的经费，而这些恰恰被康有为认为是形而下，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
他的关注与光绪帝和清政府的关注发生了某些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即便没有那么多人的反对，光绪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因为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印象似乎只会虚的不会实的。
这一点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康有为兴致勃勃地与光绪帝继续谈论着，光绪帝似乎也不忍打断康有为的兴致，也没有再更多地发问，一任康有为尽情地谈论。康似乎感到有点无聊，他似乎也期待着这次谈话能够早点结束，可是光绪帝无意打断康的兴致。康有为只好在那里反复重提用人行政以及推广社会、开民智而激励民气，甚至还谈到怎样招抚会匪，更甚至提及光绪帝保全保国会的事情等，光绪帝听得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于是告诉康有为：“汝下去歇歇”，并嘱咐：
“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似乎已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而康有为，听了光绪皇帝结束谈话的命令之后也如释重负，匆匆告退。这次谈话前后大约一个小时。
这次谈话目前尚未见到清政府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里显然有后来的感觉与变异，但大体上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天谈话的大概情况。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他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光绪帝的气势压抑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的那些并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他表达。至于那些见解，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而已。像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与理由，他似乎并没有严复的分析有条理、有深度；至于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等，则又明显落后于清政府的政策。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荣禄的“特别关照”，以及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容易想到恭亲王奕在临终前的嘱咐：
“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等，康有为对这次召见所抱有的期待肯定难以实现。
当天，光绪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目前所知参加这次讨论的至少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光绪帝介绍了召见应对的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满洲贵族出身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当予微差以折之”。光绪帝综合各方面意见，并对先前各种传闻进行了综合评估，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恰当此时，与滿军机大臣们有着重大裂痕的李鸿章向康有为等人透露了光绪帝主持讨论这一人事任命案的内幕，这就更加使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感到失望。按照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期望，康圣人“即以大用自负”，那么获得此次召见后，无论如何也应该获得一个军机大臣类的重用，甚至他们还正期待着康圣人能够补上翁同龢昨日留下的帝王之师的位置。而结果仅仅是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慈禧太后和那些保守的满洲旧臣，以为正是他们这些人阻止了康圣人的政治道路，使康圣人无法为国家效力。梁启超在第二天（6月17日）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明白指出：
“西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
一个星期后，梁启超又致信夏曾佑，称康有为在作了许多弥补活动后，依然无效，无所补救，于是康有为决定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离京南下。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无法接受这几近侮辱的任命，他们决定离开北京，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至少不再与清政府合作。这与当年孙中山在李鸿章那里没有得到适当礼遇之后的反映何其相似乃尔？果如此，中国近代的历史或许真要改写。
这是康有为与光绪帝的惟一一次会面，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们合影留念，更不要说与梁启超的三人合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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