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门咖啡的老板娘，与少年时喜欢的文艺小说上描写的一模一样。个子不高不矮，岁数不轻也不特别沧桑，鬈曲的长髮，鹅蛋形脸，上面总挂著笑，肤色微黑，抽烟，像是小资产阶级与吉普赛女郎的混合体。
我坐在窗边，已是中午，悠閒的台南沿著窗外的南门路缓缓展开了。摩托车比台北街头少得多，轰鸣声像给必要的音效，免使这座城市在中午就沉沉睡去。穿过南门路，是忠义国小的操场，一群孩子正在奔跑、喊叫，过了一会还排起队，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临著忠义国小的是台南孔庙。它的红牆黄瓦，建于万曆年间，是台湾深受中央帝国影响的有力证明。妈祖庙保佑了渡海来台的移民的生命，而倘若他们真像光宗耀祖、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将自己的遗产一代代传下去，那么熟读圣贤书，参加科举制，才是最可靠的途径。
正是在礼门后的空地上，张铭清被挤倒了。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幕，让这座四百年的孔庙，焕发了意外的生机。工作人员熟练的把我们带到空地边，说「就是这里」。肯定前来询问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就差没在黄土地上用白粉笔描出一个倒下的身体，然后在旁立上标牌「张铭清被推倒处」。
十月底时，这则新闻在中国大陆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应。它和陈水扁的弊案一样，被视作「台湾失败的民主」的象徵。它也再次加重了人们对于粗俗的民主实验的固有印象。议员们相互谩瘗、大打出手，如今又将客人推倒在地，富有讽刺性的是，还是在「礼门」之后。多少世代以来，「礼」不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吗？
下午的孔庙，游客寥寥。我坐在古树下的长椅上发呆，它该有几百年的光景了，枝干粗壮而繁多，树叶茂盛，像是可以遮蔽住整个天空。一位老先生慢慢的走过来，坐在长椅另一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灰色夹克里面的红色运动衫，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耀眼。
「您会讲国语吗？」我大声的问他。这里是台南，人人习惯说台语。他的年纪大概有七十岁了，我担心他听不清。「不用这么大声，我听得清。」他的国语标淮而流畅，让我吃了一惊。我忘记閒谈是怎么开始的，似乎当我问了他何时出生的，在哪里学的国语，他一生的故事就开始伴随著喃喃自语式的滑出了。
出生在一九二四年，日本撤离时，他二十一岁，在台北一家师专里读书。既然日语不再学了，他就转学英文。毕业后，他在一家女子中学教英文。接下来，他备受命运捉弄，因为心直口快，他成为了白色恐怖年代牺牲品。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在牢里关了十三年。出狱时，他青春已逝，又带罪在身，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建立家庭。
一位乡下妇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妻子，她为人做保姆，剪裁衣服，养活家庭。他也在高雄的出口加工区找到一份工作，台湾的出口型经济正在起飞，他为那些往来的订单、交易，撰写英文信件。不久，他们还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庭建立起来了。
如今，他又变得形单影隻了。儿子在新竹的大学教书，很少回家，而那个在他人生低谷时期到来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每天下午三点，他总要来孔庙前的这片空地锻炼，他喜欢靠在孔庙门口一个圆滑的石墩上，不断将身体后倾，仰起头，舒展后背与脖颈。他让我学他的姿势，这时候我满眼都是那棵古树的茂盛枝叶了。顺著他手指看过去，两个合拢的树枝就像是正在张开的温暖而辽阔的手臂。「我觉得她就在那等著我呢」，他喃喃自语，我感觉得到，思念与孤寂正一刻不停侵蚀著他……
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我原以为他会是个坚定的台独分子。结果他指著孔庙院子那些石雕的汉字「天佑台湾」说：「台湾人太狭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湾的孔子，也不仅是中国的孔子。」
他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做客，然后请我们吃铁板烧。钻进只容两人的电梯，到了三楼，就是他家了。一间客厅、一间卧室，都不过七八平米大。房间里堆满了书、杂志、报刊，像是个离休大学教授的临时居所。客厅的牆上是几幅老画像，满是那个穿蓝色长袍的清朝中国的味道。在屋内，则是他的妻子的黑白照片，她有一张宽切安详的脸，似乎可以承受命运的各种安排。
我还看到一张十多年的照片，他正站在中央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那是新党成立大会的那天，他是新党的支持者。他最仰慕的政治人物是朱高正。十多年前，朱高正是台湾政坛不可错过的人物。他一九五四年出生于云林县，自称朱熹第二十六代孙。
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赴德国波恩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康德推崇有加。回台湾后，他成为了民进党第一批党员，当选立法委员后，他开创了在立法会中大打出手的风气，被称作「立法拳王」。但在九十年代之后，他与民进党越走越远，坚持中国统一的理念。
离开他家时，老人坚持送我一本朱高正的小册子《‘台湾意识’的困境与出路》。然后，我们一起散步去那家他最喜欢的铁板烧店----「太贵的我请不起，我们就去这家吧。」夜晚将到来，天边的红霞已连成了一片，我们穿过一幢幢房屋、一家家商店、餐厅、一个个路口，安静而不无萧条的台南……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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