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见《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５页。为什么中国人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一位名叫E．A．罗斯的西方人这样说
一位名叫A．H．史密斯的西方人更证明说，中国人“活易死难”，“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地可以维持生命。不容易死，并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国人是很肯死的，乃是指他死不下去，心总肯死，以至于要死，而身体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中国人的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种手艺罢，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为单调。在以前，连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整天关在学校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学生若受此待遇，怕早就变疯了”。“倾家荡产”，“天灾人祸”，“眼看它们一步一步逼近，但中国人却能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种现象”，“中国人总是一个谜。要希望了解这个谜，我们以为我们第一得明白承认中国人在天赋上和我们极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没有神经’，不吃种种‘神经过敏’的亏。在未来东西洋人的交际生活里，这一个特点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敢预料，但我们是多少相信适者生存的说法的。
不管前面对中国人的奇特性描述如何，后一句对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性的比喻则无论如何是毫不夸张的。美国人应最清楚，在他们的１９世纪最最伟大的工程奇迹——
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修建工程中，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中国的“猪仔”苦力。他们的工资不及白人的一半，而负担的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一位在排华浪潮中为华工作证的众议员（奥斯民德•加里森•维拉德）指出：“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华工为开发我国西部所做的贡献。我的父亲曾参加铺设穿越大西北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最使他难以忘怀、经常颂扬的，是华工。将近一万名华工向坚固的森林发起进攻。他们冒着严寒和酷暑，冒着被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杀害的危险，帮助我们开发了我国辽阔的西北江山。……我这里有一封太平洋西北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发来的电报，讲述在没有一个美国人敢忍受的艰苦条件下，华工如何跨进８英尺深的积雪，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继续劳动。”
１９世纪中叶，一位力倡排华的参议员A．A．萨根特诅咒中国人的坚忍，认为是他们抢走了白人劳工的工作，“因为华人‘苦力’可以靠一只死耗子和几把大米过活，即使一天的工资只有１０美分，他们也肯干，而美国人没有一个半美元到两美元是无法养家糊口的”。
关于反映中国人生命力强的历史资料以及直接的经验观察还可以举出许多，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农民，尤其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们更会有切身的体会。记得过去看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的作者的一部游记，其中有一篇谈到他访问中国浙江沿海某地区一户农民的情形。
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人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外，基本上是毫不间断地工作的勤奋精神，深感惊叹。他并且借用热水瓶的外冷内热的特征来形容中国人的沉默寡言，但却热情款待客人的秉性。中国人的生命力强或许更多地还是表现在广大的中国农民身上。现在我们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力这么强呢？是真强，还是别有说法？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何以中国人的生命力、忍耐力之强会留给西方人那么深刻的印象，其原因何在？简言之，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人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一个谜，他们似乎甘愿成为一架运转不停的机器。他们似乎生来即麻木到“没有了神经”，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危险，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中国人生命力强的奥秘在忍耐力，是中国人忍耐痛苦、屈辱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能力令西方人惊愕。严格地讲，中国人的生命力不必比西方人强。事实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当时的条件下远不如西方人。中国人靠大量的生殖来弥补大量的死亡。谈到中国人的忍耐力，无疑在这个世间是最强的。尽管犹太人也是了不起的，恐怕也比不上中国人。犹太人到处受到外族人的歧视，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不低头隐忍。但要注意，犹太人的宗教感情，他们的做人的信念却决不是甘愿隐忍的。在他们的内心，始终有一颗高傲的生命种子在等待着时机发芽生长。他们自命为上帝的选民，比其他一切人都高贵。他们忍耐的背后是仇恨的眼睛，是报复的等待，是对其他一切人的真正的鄙视。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色列复国之后对周围其他中东国家的那种强悍、傲视一切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忍耐不同，是真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忍耐，忍耐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处世的哲学，人生的智慧，甚至是一种宗教。中国文字的“忍”，是心的上方悬着一把刀，好比悬在人头顶心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刻令人担心它会突然掉下来。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惟恐招祸。这个忍字也的确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中国的农民，在２０００多年的中世纪中的真实生活情景。任性妄为的极权统治者就是这样一把经常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剑。中国人不忍，谁忍？中国古代圣人早就为中国人准备了忍的学问，忍的道术，忍的宗教。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具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极权统治的历史，本书在前面称它为官场化社会，即是说该社会中一切人生命的价值都是以权力为核心而展开，或据有权力，或顺从权力。作为组成社会的另外两个要素，金钱和知识，也不能不随权力的意志而转移，它们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谁也不能因据有它们而在社会中抗衡权力。这就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中的历史真实。据有权力的人们的任性的原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长期以来使权力阶层的活动一直成了中华民族社会的最基本的灾难之源。政治上的动乱，经济上的盘剥，基本上都源自据有权力者的任性妄为。宋太祖给各地方官员题赐了四句“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勿虐，上天难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仅能以“上天难欺”来告诫各级官员不要虐民，何等有气无力。天是什么呢，天能制止据有权力者的害民扰民、贪赃枉法吗，天能制约他们的任性原恶的必然发作吗？中国人终究只知道“君要臣死，不能不死”，“官要民亡，不能不亡”，“权大一级压死人”，“苛政猛于虎”。中国的老百姓２０００多年来面对的始终是这样一只无法无天，不敢用眼睛正视的权力怪兽。这是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成就意识极低、自卑心理极严重、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软弱性格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因素。《菜根谭》中有一句名言，“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我可以仿此说另一句真言：做得了中国的百姓者千苦可吃，万难可赴。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中国的中世纪可以算得上是一座炼狱。有过这种炼狱经验的人，什么屈辱不可以忍受，什么痛苦不可以熬过？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外部的压力因素仅仅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方面，这便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孔孟的人性本善论是极权者的极有效的遮羞布，它可以鼓动起中国老百姓对他们的轻信；孔孟的“仁”、“善”是克己、礼让、孝悌、忠恕的独断则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安魂剂。孔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讲“动心忍性”，“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讲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讲“知足常乐”，“知耻不辱”，“贵柔”、“守雌”、“若水”；庄子讲“齐物”，“死生，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禅宗讲“一切皆空”，“梵我合一”，“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总之，中国思想中的儒、释、道三家虽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人把逆来顺受、忍让克制内化为个人的精神品质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一致的。它们中谁也没有为中国人创造出一个可以凌驾于世间帝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来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至高点。然而它们却有共同主张的愚民思想，对普通中国人除了当官以外的成就意识的极力贬抑，对个人自尊心的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基本上被驯化成了只会为填饱肚子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机器人。
说他们“麻木不仁”，甚至“没有了神经”虽然不无西方人的轻蔑，但的确也算是道出了中国人之所以忍耐力特强的一针见血之论。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封建极权统治者根本不把中国的老百姓当“人”，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也同样不懂得把自己当“人”。但从正常水准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是非常少见的良民，他们是不懂得“仁”的仁者，他们是不懂得“道”的道家，他们是不懂得“禅”的禅者。“仁者静”，“仁者寿”，道家“贵柔”、“守雌”、 “若水”，禅者“无处不是禅”，以极淡泊的“平常心”对待人生，举手、投足、吃饭、砍柴，处处可以“见性成佛”。中国的老百姓整个就是任性妄为的极权者手中的一大块面团，随它揉，随它捏。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力，在那些崇奉快乐原则、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主张矫情纵欲的西方人的心中怎么能不引起由衷的惊呼呢？由此可以归纳出造成中国人的强大的忍耐力的两大渊源，两者都深深植根于中国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之中：其一、是长期以来极权专制统治的严酷的社会生态环境在中国人生理、心理上产生的遗传；其二、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家的伦理思想共同对中国人的精神性的遗传，其中包含了大量伪信仰和伪知识的精神成分，如儒家的人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释家的来世观念等。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的强忍耐力的历史之根。顺便说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顽强的忍耐力是一笔极有利于中国文化在２１世纪崛起的巨大的历史财富。运用得当是无价宝，运用不得当是今后的大苦恼；这笔财富不是永恒的，不及时运用还会变质，甚至变成巨大的破坏力量。当局不可不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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