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网

校园港独甚嚣 北京需要双管齐下

声明:本文转载自 「今日新闻网」, 或因排版与篇幅原因进行过编辑,内容未经本站独立核实,不代表本站立场、观点或建议。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核实后立即删除。 [ 免责声明 ]

校园民主本来是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此次借由校园民主而产生的香港校园港独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港独学生的不当言行更是引来社会普遍批评。日益发展的港独势力和香港青年对大陆的反感让人不禁对未来陆港间关系产生担忧。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北京、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公民社会等为了香港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又该做些什么,扮演何种角色?

日前,记者就此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香港国民教育的失败是导致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北京应该通过更为开放的政策设置吸纳香港青年,而香港公民社会和香港媒体应该在其中扮演缓冲矛盾和沟通桥梁作用。

文章配图

港独势力的日益发展和香港青年对大陆与日俱增反感的让人不禁对未来陆港间关系产生担忧

记者:香港高校接二连三发生的港独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校园民主的反思,以及背后更为关键的青年认同危机。对此,你有何评论?

田飞龙:我此前对香港校园民主有过实地的观察体验。之前我在香港大学做访问研究,当时是占中之前的动员期。我每天通过校园的闭路电视、中山广场、民主墙包括学生会大楼,看到各种校园民主形式。这些行为主要是由本科生的学生会和本地学生精英垄断,他们通过学联机制,通过与泛民政党的联络机制,通过学生会骨干政治上成长的需要以及自我的使命期许,成为香港民主社会运动及香港反对派阵营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是这部分力量在占中和本土分离主义势力兴起之后产生异化。青年学生开始脱离传统泛民阵营。传统泛民阵营是要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空间用尽,是在民主回归论之下追求双普选。可是这些青年学生对于港独有一种天然趣味式的追求。包括这次香港中文大学贴港独海报,就是直接诉诸港独,论证部分已经略去,已经对理论论辩失去兴趣,走向所谓天然独。你可以说这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它是由学生会这样一个代表性机制在一个非常具有校园民主意义的公开场合——民主墙——展示出来,它就不是孤立的校园言论自由事件,已经涉及到香港民主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港独。而之前本土运动当中,有些人只是含糊的强调本土,模糊地去分割爱国和爱港。现在本土派觉得仅仅说本土不够有力,就成为了港独。

另外此次在开学之际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判断也有学生会为了招员纳新,壮大自己的声势而引起关注的因素。事实上这事情发生时肯定有媒体在旁边,有摆拍展示的设计,如果没有媒体,学生会有可能是不做事的。香港已成为“传媒社会”,一切是为了造成媒体效应,以此表达他们既不认同传统泛民,也不认同中央管治,要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我在香港见识过追求本土港独的本地学生,他们觉得与内地融合会利好,但不是他们的理想,而特区政府不代表他们,只有“一人一票”的香港国才是最终理想。青年群体与某种反体制的“政治理想”一结合,如同干柴烈火,其蔓延效应不可小觑。

文章配图

林郑月娥又该如何面对日益严重的港独青年呢(图源:新华社)

这个事情也反映了青年对国家认同的严重背离,这种背离已经不是在体制内框架下争取民主的问题,也不关注基本法之下普选能否实现,而关心的是基于本土价值之上的港独是否可能。你说它天真也可以,说它邪恶也可以,但它就在那里,已经无法忽视。

这一切说明,第一,香港国民教育系统性的失败。不仅仅是2012年国民教育事件中政府具体政策的失败,更是回归20年香港没有让学生形成对国家最基本的认同和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理解。

第二,这也反映了香港民主当下的困境。因为在基本法下去追求民主是具有正当性的,但脱离基本法秩序,它就是违宪行为,是与国家根本利益相冲突的激进行为。你不能说现在的港独与反对派此前的民主运动毫无关系,因为港独是一步步从中分化出来的。这就导致香港民主向何处走的问题,其在反对派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与张力。

天然趣味的港独反映出他们是在政治泄愤,感觉到自身政治前途的无力感、挫折感。他们大概也能够想到,十年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更是他们所无法把握的,所谓自主命运、与西方无缝对接而一致的主观诉求与大时代的国家客观整合、中国崛起及主导新全球化进程之间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精神冲突。所以,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能否维系逐步丧失了信心,成为李国章所谓的“失败者”(loser)。于是,他们对北方过来的、国家主义式的整合进行本能的抗拒,抗拒的方式是向外逃逸,除了少数人向外移民,多数人还是生活在香港,于是就产生了精神上的困顿挫折,对于香港成为“中国香港”无法适应。这种困顿除了与国民教育的失败有关,也和他们长期对国家进行负面评价的思维习惯有关,使得这一代学生成为没有家国情怀的浪子。

那么这次校园港独是如何结束的呢?是在内外压力下,以院校自主的方式结束的。学生会主张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特区政府和建制派批评这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边界,于是需要中立的机构给出权威意见。权威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法院,一个是高校管理层。当然警方和律政司也有提到过可能会有法律行动,但是没有到这一个地步。香港社会自治是多层次的,它通过香港十所大学校长联名声明,以及校内内地学生和建制学生的合法斗争,将这股港独势头已经摁下去了,在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出现以学生会名义向民主墙贴港独海报的事件发生。也就是说以言论自由为掩护作为激进民主运动异化形象的校园港独,在香港公民社会自我反思和清理下得到遏制,所以才不会有政府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也就是说未必所有事情都需要中央或特区政府去出手,诉诸检控和法院行动,而可以依赖香港社会已有的机制逐层解决。我们从中也能看到香港公民社会成熟与理性的一面,这是反港独及巩固自治的社会基础。

记者:针对这一群香港青年人,要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弱化他们对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转变的担忧,中央应该有哪些作为?

田飞龙:双管齐下。

一方面是源头治理。即反思既有的香港公共教育,是否把确立香港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作为正式的教育目标,在课程上是否要得到反映和保障,并且提到议事日程,准备从课程到师资到考试安排等做出一系列改变。此外,香港的公共文化也需要相应的矫正,给学生一个相对平衡及健康的舆论氛围,不要再一味宣扬负面和敌视的情绪及片面化信息。

另一方面,过程转化。这些青年是不可能再回基层学校去回炉教育,但也不能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这些学生是叛逆的青春周期现象,但学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国家要给他们提供融入国家的机会,如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对他们开放,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职位和技术岗位等对他们开放。通过过程转化和国家吸纳,把本土存量逐步消化掉或结构性地减少。

记者:不得不说,你所提的过程转化非常难。因为就目前看来,很多香港青年根本不愿意与大陆打交道。

田飞龙:不用太悲观。面对已经成气候和影响的本土主义思潮及组织化局面,只能采取长期影响、走着瞧的方式,总有一些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命运,来的人和不来的人之间会有对比,进而会基于理性选择,固执留在香港的那部分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及越来越无影响力。这些靠着一腔热血和抽象价值活着的人,等到30多岁娶妻生子之后,阅历增加及迫于生活就会有重新选择。国家的责任是要提供平等的通道,让一国两制不要成为香港青年获得更多资源和空间的障碍。政策设计要立足战略和长远,不能因为前期吸引人数少而轻率否决或放弃。

记者:其实香港传媒在其中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很多香港传媒眼中的大陆,是固态的,是脏乱差、不文明的。这样的信息传递,使得香港青年从一开始就对大陆怀有偏见,很难以发展的眼光看大陆的变化。

田飞龙:应该说香港年轻人就是这些传媒惯出来的。尤其传媒记者很多都是高度依赖西方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香港和内地的生活与文化规范上的差异可以这样理解。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和后发现代化国家,有一个聚焦发展和生活规范化的时间差。其实台湾和香港社会在亚洲四小龙前期也是脏乱差和腐败成风的。如果让这些年轻人了解一下当初的情况,他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各地发展情况不平衡,包括各种规范需要时间去接受,理解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阶段性。

其次,他们还需要理解,内地目前还处于以发展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阶段。例如地铁非常挤,这些人出门需要提早1到2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悠闲的喝早茶吃早餐,进而不得不在地铁上去解决早餐。正是这种勤奋和勤勉,牛仔式的作风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可能性。可以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慢节奏的彬彬有礼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阶段。

因此媒体需要深度挖掘和解释,或者提供内地与香港学者对话的平台,为大家更深的理解做一个桥梁。这或许是香港媒体工作创新和改进的思考方向,即不要太多宣扬偏见,而是构建对话沟通平台,深切去理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价值聚焦当中的人群。

如果香港继续去偏见和歧视的话,那么他们就越来越没有资格去歧视和偏见内地群体。因为内地群体代表了勤勉、勤奋、向上、发展、有前途的群体,而香港去歧视这群人仅仅是根据自己先发现代化的过度价值消费与虚妄感。但如果长期浸泡于此,不理解什么是发展和勤勉,最终香港社会的竞争力将丧失。这样对于香港青年的教育就将越来越负面,教授的仅仅是抽象的价值,但实际竞争力并不能形成。现在已经有一些反映了,例如很多港女不愿意嫁给港男,因为港男太幼稚,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迅速退潮,中国成为全球化最新的动力,中国与世界关系及秩序正在剧烈重构。因此香港负责任的媒体需要做一个沟通的桥梁,这种作用甚至比中联办产生的作用更大。我觉得一国两制的继续成功实践,某种意义上需要一批更具专业性及公共理性的香港媒体出现,去淘汰旧式的、偏见过深、主要起宣扬负面信息与仇恨意识的民粹化媒体。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