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在世时，一直反对有人吹捧“邓小平理论”。他曾说，“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因此中共推迟至1997年9月举行的15大，即邓小平辞世七个月后，才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前后经历约20年。
然而刚闭幕的中共19大，却把执政五年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些讲话，捧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写入党章，还掀起全党学习热潮，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纷成立研究中心，跌破海外不少观察家眼镜。
在中共语境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两层涵义，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二是“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思想”是什么？精髓其实就是一个“斗”字，用他在19大报告中的话说：“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与邓小平的“猫论”和“韬光养晦”、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不折腾”都背道而驰，却源自毛泽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五年来，在国内，他的政敌都被斗垮了；在国外，周边邻国都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如何选边站而挣扎。
“习近平新时代”又是什么？从19大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可看出端倪。公报强调全党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这样表述，川普总统在致电恭贺习近平获得“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Extraordinary Elevation)时，概括得十分精辟。简言之，这是由习近平一人大权独揽，不提接班人的“新时代”；这是“党就是习，习就是党”“党领导一切”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一人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许“妄议”，反对习，就是反对党的“新时代”。
中共中纪委向19大报告中，首度把周永康、孙政才和令计划贴上“野心家、阴谋家”和“严重政治隐患”这样明显带有权斗性质的标签，有如不打自招，自曝过去五年以反腐之名把大批官员掀下马的实质，就是党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权斗，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反腐”的正当性。
而新组成的19届中央政治局，则是一个由“习家军”绝对控制的政治局。新晋政治局委员中，有称颂习近平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总设计师”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有赤裸裸表示对习近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有把习思想比作“思想灯塔和精神北斗”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实在难以想像怎会有民主气氛，怎会有客观和理性讨论国家发展大计的空间。
有人说，习近平独揽大权的“新时代”，是借鉴俄罗斯总统普亭推行的“超级总统制”，即“强总统-软议会-弱政府(总理)”的格局。但实际上这种强人政治早就植根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体制中，它的外在形式就是对强势领袖的个人崇拜。
它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和亿万人的命运都寄放在一人手上，把亿万人的大脑都统一为一人的大脑。“毛时代”的教训不可谓不深。所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总结那段历史时曾说：“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列，莫此为甚。”可惜的是，这段代表邓小平、胡耀邦一辈人对“文革”惨痛教训反思的警世箴言，已被彻底抛到九霄云外。
中共19大尽管未恢复毛时代的“党主席制”，然而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已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在自创十几个领导小组并自兼组长后，19大上又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可望再增加一个“组长”新头衔，使他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这种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强人打开了一扇后门。这种大走回头路的趋势，也与中国亟欲改变形象，走向全面现代化，试图承担全球治理大任的强烈愿望格格不入。这样的“中国模式”若输出到全世界，实难说是“世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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