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几年前，中央政治局专门请大学的法律专家给他们上法律课。
而本贴子建议，如果中央政治局还要请大学教师给他们上课，即不要请法律专家，也不要请经济学家，也不要请社会学家，而是请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专家，给他们通俗介绍一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
不仅如此，我号召和建议，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所有的文科的知识分子，统统都要想办法学习一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应当学会用好数理统计的各种手段，如点估计，区间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这样的手段，来展开社会科学的各项研究。
比如说，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民意调查，就是一种常用的统计办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相当准确的办法。象这样使用标准的数学处理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办法，采用早已经成熟的现成公式，这些公式实际上都已经编入通常的办公软件，如OFFICE软件中的电子表格excel中。
而各级领导干部中经常出现的造假现象，往往是因为使用旧的手段，缺少严格的数理统计造成的。
我甚至以为，在强国论坛的一些争论，实际上都是很无谓的，如果不采用数理统计的严格办法来调查，根本就不可能得出什么象样的结论，或者说，你想得什么结论就有什么结论，这样就缺少真理性。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学论文，政治学论文，都应当是在其中充满着各种数理统计的公式，表格，和数据的。任何人要想得到一个准确的，别人无法辩驳的结论，就必须提供这样的经过数理统计的办法严格调查得出的结论。看上去枯燥无味，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打一个比方，一种药物，能不能治疗某种病。有的江湖骗子，就在街头卖艺，说自己的这种药如何如何见效，某某地方的某某人，服药之前是一个什么情况，服药之后，情况大为好转，等等。这都是举个案的办法，是相当不科学的。
而现在在医学界，尤其是国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数理统计办法，能够经过严格的试验，证明某种药对某种病是效果明显，还是无明显效果。我认为，这种办法急需引入到国空的社会科学中，进行大量的研究。
社会科学要取得突破，首先不要搞什么新理论，或者弄两个新口号就叫突破，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大量的，严格的按照数理统计办法进行统计，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
这里的某种政策，就相当于我上面讲的某种药一样，有效，或者是没有效？用数理统计的办法，给出严格的数据。有效就说有效，无明显效果就说无明显效果。
而现在的某种做法，是领导想出了一个办法，认为这种办法应当有效。这对于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正确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索各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是不是真的有效，就需要用数理统计的办法来确定，而不应当由一些马屁文人，事先就准备好了，打定主意了，写这样的文章，永远是，实行了某个办法或者某个政策以后，效果明显，有没有数据支撑这个效果明显呢？没有，只有一系列的采访到的例子，这种办法是很不科学的，是需要改正的。
而有的人担心，一旦某种办法经过统计效果不明显，这领导干部的面子岂不是很难看？那么，为保领导干部的面子，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也不能够自己骗自己，至少你领导干部自己能够看到这个绝密数据，知道自己的某个政策无明显效果吧？能够再努力想想其它办法吧？否则的话，每采取一项政策，下面的一些没有学过数理统计知识的记者，就一个劲地猛吹，说一定效果明显，而领导干部也就误信为真，这种病态的信息反馈，就有可能导致上下信息传递的非常虚假，最后导致大的灾难的情况。
而尤其是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学习数理统计知识，能够开展一项工程，把历史上的许多情况，再重新认真地统计一遍，这种统计资料，是能够经得起严格的学术上的审查的。甚至已经没有多少争论的，肯定是真的结论，也用严格的数理统计办法，重新再来一遍，都是好的。
比如说吧，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军民总共死伤究竟多少？究竟造成了多少严重损失，也可以从现在开始，来一个特别严格的抽样检验，或者全面统计，这种统计的误差限是多少，置信度是怎样的，都要有一个结论。当然，并不是说要否定日本侵略的恶果，这个结果是明显的。但明显的结论，也最好还是有一个数理统计的支持，才能够有效地防止日本右翼集团的吹毛求疵。
比如说，江泽民访日的报告中，就说总共有六千万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死去。而最近的文章，认为有三千五百万军民丧生。可是我在最近的深圳商报上，还看过有资料说冀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在日寇的扫荡下，人口从一亿锐减到五千万。所有这些说法，都缺少相当严格的，甚至是冷冰冰的数理统计的结果。应当有一个权威的，严格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能够经得起日本最坏的人的检验，这才叫铁证如山。
也就是说，许多已经有了定论的东西，仍然要补充一个严格的数理统计报告。
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效果，这已经成为定论。但已经成为定论了，仍然不妨再从现在开始，用一个专家小组，再进行一下严格的数理统计，就按“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明显效果”这个假设，进行一下极为严格的，有足够样本数的检验，统计结果的报告，应当存档，应当让所有的学术研究者都能够看得到。
还有一些重要政策，“普遍认为”是对的，那也要重新统计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有的时候，“普遍认为”，有可能构成一个公众的“普遍认为”的偏见。要候避免这种偏见，也需要严格的数理统计办法。我们不能够搞自己骗自己的事，社会科学要有突破，首先就是要尊重事实，不能够自己骗自己。
我认为需要重新地，严格地统计的事情，还有以下这些。
一是高考的效果。高考之前培养了大量的工农兵学员。而高考恢复后也招了许多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经过高考了。而后来更全部变成高中毕业直接上大学。那么，这三种办法，效果如何？现在这三类人都有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因此完全可以就某些指标进行一下严格的数理统计，究竟哪种办法是最有效果的？
一是撤公社，设乡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前后，统计各种指标，撤了公社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明显好转吗？如果有，也要给出非常详细的数理统计资料，这最能够强有力地堵一些极左派的嘴。堵嘴这件事情，如果是用科学的办法，那是非常有效的。
一是这个军衔制。我们知道毛泽东领导军队是不用军衔制的，毛泽东反感军衔制。当然，主张军衔制的人，并不是从实践检验标准的办法来，我军的许多战争，包括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都是在没有军衔制的情况下打的。主张军衔制的人最重要的理由不是实践，是与国际接轨，是人家都有，我们也要有。但是实行军衔制前后部队的战斗力之比较，也应当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数理统计调查，是陡然制造了许多矛盾呢？还是的确有明显效果？
一是这个职称制度。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什么职称制度的，因此也要有一个数理统计，统计一下，这个职称制度，对于国内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是效果明显呢？还是没有多少效果？或者是效果负面？
一是这个文革造成的恶果或者损失，虽然以前已经有了一些数据，但数据的出处可疑，然后加上许多绘声绘色的文学描述，个案描述。因此也需要非常严肃地重新统计一下，文革造成的恶果，在各个方面的损失，包括人命的损失，究竟有多大？虽然有的人主张“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但我还是坚持是多大就是多大。而数据最好重新地统计一遍。以前的一些数据，包括多少多少人死亡，也有可能造假，有可能参与统计的人本身在文革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导致了数据上的偏见和造假。因此，不妨再重新由年轻人，这些和文革没有什么恩怨的人，重新来过地再搞一遍抽样检验。
一是这个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有国外流传的所谓饿死三千万之说，那么也来一次极为严格的抽样检验。我以为，一个国家如果在一场战争中死了三千万人，二十分之一的人都死了，都是一个极为惨重的损失，则我在今天的论坛上呆了五年，居然就没有一个网友说自己的某某家人是在那个年代活活饿死的，当时饿死的情况是怎样的。已有的记者或者文人，都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似乎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描述的。但是自己说自己家人饿死的，却的确少之又少。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事实就一定不存在，有可能存在，有可能甚至更多，比如说实际上饿死了五千万或者一个亿，也有可能更少，比如说饿死了三百万。但是这都要拿出一个非常严格的抽样检验的结果。就网上已经发现的各种县志，在那三年甚至雷电劈死了一个人，什么吃苍耳死了三个人，都记录下来的，偏偏就是没有纪录饿死了多少人，莫非各个县政府都统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秘密指示，禁止将三年中饿死人数写入县志？要知道中国两千多个县，如果饿死三千万，每个县也要饿死一万多人的。
一是这个改革开放中由于各种政策失误导致的损失问题，甚至可以和文革期间相应的损失进行一下数理统计的相应对照。比如说，文革期间肯定有人倒霉，被杀被抓被关被打被群众专政，改革开放期间当然也有人倒霉，被拐卖被保安打被拖欠工资被下岗。因此不妨设一个社会的“倒霉度”指标，趁着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还活着，也进行一下严格的抽样检验，进行数理统计，如果严格的不带偏见的数理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的倒霉度远高于改革开放期间，那就成了十年的确是浩劫的有力证据。否则的话，光凭个案来争论，你说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打死了，我说某某人在改革开放期间被黑社会打死了，这样的争论永无结果。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序幕的。但是实践检验真理，就必须对各种实践有一个效果上的客观的评估，这种评估的基本手段，只能是严格的数理统计手段，而不是某个记者采访某一个个案，然后大吹特吹。由记者来评估效果的年代，应当结束了，由一些能够写漂亮文章的文人来给出效果的年代，应当结束了。中国需要一批冷冰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数理统计专家，来对各种政策进行评估。所有的马屁文人，都应当下岗了。中国的强大，有赖于此。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