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北京时间1月28日，中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如此表示。他的这句话指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存在本身就应该是为经济发展（图源：VCG）
楼继伟曾在2013年至2016年间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并且曾在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手下工作。他在此次讲话时再次提到了朱镕基。他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楼继伟还表示，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中国决策层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似乎经历了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
在2015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了此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由此可知，在2020年左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的三年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被置于三大攻坚战的首位。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所指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参考2008年美国开始并扩散至全球的一场金融危机。经过数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市场已经与全球市场接轨，同时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和隐患。
不过，由于中国政治仍然对经济保有一定的控制力，这使其拥有了西方所缺少的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免疫机制。在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对市场发展缺乏预见，对金融危机缺乏预防，并且缺乏解决经济隐患的执行力，这种免疫机制难以有效运转，如今才有所改观。至于能否运转成功，达到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消除严重隐患的目的，还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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