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份，上海最负盛名的独立书店季风书园悲情落幕，其间伴随着与当地官方的紧张对峙。它的陨成为年初最有争议性的文化事件，也刺激了舆论对中国公共空间边界收缩的大讨论。记者在事件之后与专栏作家、媒体人贾葭进行了采访。他与季风书园有多面之缘，亦曾参与其中文化活动。他向记者解析了这一事件背后的象征意义，而季风书园究竟是否公共空间大收缩牺牲品的答案也渐次清晰起来。
书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公民的公共空间，而季风书园的关闭在一些人看来意味着中共将继续收缩公共空间的边界（图源：VCG）
记者：季风书园1月31日在上海关门，引发一定舆论讨论。如何评价季风书园？季风书园有何象征意义？
贾葭：如果将独立书店定性，那就是公共空间。季风此前搞过很多活动，请了很多国内著名学者和专家，这本身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棒的存在。而我本身也被请过两次，去做讲座。同时，季风也算上海质量比较高的书店，相较于其他经营人文社科类书籍的书店，它的选书是非常好的，由它的老板亲自来选择；同时书籍的摆放也非常讲究。
记者：既然季风书园作为积极意义的存在，它在1月31日关停。当然季风也给出了“租约到期和不能描述的原因”，你如何解读季风的消失？
贾葭：既然季风说了“不可描述”，那么我也不方便去明说。对于“租约到期”，这个是很早之前就定下来的。这件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季风书园明知道租约即将到期，仍然举办了很多活动，并且客观上导致季风的关停成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件。“原因”的确不能讲，而租约也仅仅是原因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人们总说在商言商，书店它本身也有着商业属性。就中国的独立书店而言，它如今不仅面临着网络书店和电子书的冲击，也面临着很多商业转型困境，拥有国家或者大企业背景的书店也在加入很多商业元素，比如咖啡店等多种经营。在此情况下，独立书店如何生存下去？
贾葭：这不是中国的问题，全球独立书店大多都有这样的商业挤压问题。拿香港来举例，它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社会。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立书店从来没有开在一层的，或者开在地下室，或者开在高层，甚至20层。我经常去香港淘书的一家书店在一家工厂的10多层上，面积很大。原因很简单，就是租金便宜。
记者：那么独立书店只能选择在如此的环境下，才能生存下去吗？
贾葭：当然也不尽然。比如在伦敦或者巴黎的书店，由于房子本身是店主的，书店没有支付租约的压力，也可能开在繁华地段。如果卖书的流水好，甚至不需要卖咖啡。但中国的独立书店由于地价和租金太贵，导致了独立书店生存困难。
那么这就谈到，如果在中国某个人有这样的门面房，那他为何不去做更赚钱的行业？所以独立书店的成立需要各种因素的综合。店主要有时间，也有学识，也需要有自己产权的房子；除此外还需要有情怀，不会把门面房开洗浴中心和桑拿房。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在中国，独立书店的土壤非常小。
记者：那么对此前的光合作用这家书店，你如何去看？
贾葭：这家书店比较商业，而且门前放着很多鸡汤类型的书，我并不是太喜欢这种商业的书店。开在三里屯和国贸的书店，它迎合的是城市高端中产阶级和城市白领，以周边产品和咖啡盈利，书本身是不赚钱的。
多维：不过回到书店本身，有些人说加入的各种的商业元素，如咖啡、甜点，实际上冲淡了书店本身的意义。而书店在现阶段又不得不这样去转型。如何理解这样的一种矛盾。
贾葭：矛盾是存在的。书店如果不卖咖啡和甜点，在卖书中就是无法赚钱。卖书的利润很少，终端利润大概在书定价的15%-20%，而书的积压压力和书店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是非常可怕的，积压时间大约在3个月到半年。
我看到的小的独立书店，如果能够赚钱，无一例外都是租金非常便宜的。
记者：跳出独立书店的现实困境，聊一聊偏于理想层面的事情。你如何去看待书店本身的历史定位。
贾葭：从欧洲的印刷术传回中国，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例如中国民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独立书店就是传播思想和知识分子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例如，鲁迅和上海的内山书店，早期的上海书店你和涵芬楼，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等，民国的各个城市都出现过比较有名的独立书店，推动学术和思想交流，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在书店中诞生的。比如某个教授的论文选题，或者某本书的灵光一现。另外，民国的书店是有出版功能的，自由度更大，不仅仅卖书。总的来说，书店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记者：书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有何作用？
贾葭：书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渠道。大学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与他们在书店给读者讲，性质上是一样的。
记者：季风其实就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贾葭：其实这样的书店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例如广州的学而优，北京的万圣书园，上海的季风，西安的汉唐，他们都会做一些沙龙讲座。只是各城市的文化土壤不一样，政策和城市主政者的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季风书园，这与上海性格是有关系的。回顾历史，上海从1945年之后，在宣传领域，无论是办的报纸、出版或者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是比较左的。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
记者：一些人认为胡温十年是中国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开放？
贾葭：我并不这样看，当然给我的感觉是，言论空间越来越紧。
记者：那季风书店是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吗？
贾葭：也不能这样说。毕竟季风在山东济南开了新店，所以不能那样轻易下结论。当然也不能轻易下结论就是，山东比上海更开放。就是说明，这件事背后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发生。而整个事件也是充满了波诡云谲的谈判、斗争和妥协。结果是我们看到的，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下轻易的结论。
记者：从季风宣布停业到最后两天组织的活动和人们现场的感触，给人以悲情的感触。你对季风的这种悲情是何种态度？
贾葭：我认为很遗憾。
30日我也在现场，亲眼看到警察来到季风书园，要求灭蜡烛（编者按：季风书园30日晚被停电，导致书店内一片漆黑）。这种悲情我是理解的。
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他们很多在书店周边工作，中午吃饭后都习惯会去书店走走。也有很多朋友家中的书，几乎都是从季风书园买的。这种常年累月的交往，必然会培养出对季风的感情。
当晚也有朋友讲，他多年来都来季风，感觉自己重新读了一遍大学。这是因为，季风常年来举办很多讲座，并且老板的选书又非常好，这种书店的公共空间相当于集合了大学图书馆和大学课堂的两种功能，如果常年去，其实就和上了一遍大学没有太多区别，感情当然也是自然而然培养起来的。所以，对季风的感情是人之常情。
记者：事情发生后，周濂（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者）在朋友圈提到一个问题，即警惕任何集体仪式背后的自欺与自我感动。你认为有这种成分在吗？
贾葭：这个我无法轻易判断。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去上海都会去季风，但即便如此，我对季风的感情也无法与本地人相比。其实，也无需所谓的“自我营造的场景”。季风要关店了，做一个简单的倒计时有何不好？很多人处于感情，去送季风一程，就如每个人送自家去世的老人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拿着平常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就能理解。
当然，周濂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我也可以理解。而这种悲情也能够理解。
记者：对于季风书园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贾葭：其实读者既然选择了这家书店，就是对这家书店的书、讲座感兴趣。就如大学期间上课，经常逃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去的人很少，就是因为不喜欢。相反一些老师的课很犀利，很多人喜欢听，去的人很多。
所以我觉得甚至都不需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去谈。
记者：其实这样的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也是夹缝中求生存。
贾葭：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书店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书店毕竟仍然是商业机构，需要遵循商业规律。当然，很多地方是因为某些因素不愿意租给季风。
记者：如果我们将独立书店，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视为处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提供一种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表达，也就是公共空间。那么，您有如何看如今比较热的706空间？与独立书店有什么不同？
贾葭：我去过一次，参加过那边的活动。这个空间有一些年轻的人，蛮在意空间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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