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太阳花学运”作为改变台湾近年政治发展地景的一次大震，倏忽过去，已近四年，一直以来，学运明显造成的改变是国民党接连两次选举大败、民进党趁势轮替执政，同时，由学运要角集结组党的“时代力量”，一翻成为台湾国会的第三大党；当年公民参与政治的热度，实值巅峰。
这些是多数人过去热衷观察的重点。走到“后太阳花”的今日，回头检视台北街头再次风起云涌的那些年，是否在政治高耗动员的表象下，还存在更多不同的利益方在台面下相互拉扯？
“太阳花学运”实际是台湾公民社会参与政治的一次大集结，总的逻辑是对既有秩序与传统体制的不信任（图源：中央社）
举“公民记者”随社会运动兴起，开始活跃于台湾网络传播社群为例，其实便程度反映出一道新旧监督政府权力的团体对抗：即传统媒体与公民团体的第四权之争。
应网络直播、社群媒体讯息传播的途径变化，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如今只要手持行动装置，便能“主播”实时的突发事件，简言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博客（blog，或译为“部落格”）中撰写独立于主流传媒的报道，或以报道的形式介入社会诸多议题。这些人群聚到头，后被统称为“公民记者”—以不在传统传媒体系内为其身份上的特殊。
客观来说，公民记者不一定拥有新闻相关的专业素养，因此也并不完全能融入于传媒产业的从业人员当中，就专业性及客观性的培养而言，其报导的信度与效度应当弱于主流的传统媒体记者。但莫约自2010年台湾苗栗爆发县府强制拆迁房屋、并导致原居民自杀死亡的“大埔事件”后，台湾社会陆续爆发多起土地正义的都更争议，类似的事件背后，因为多有特定的民间组织、公民团体协助运动，时间久了，渐渐养成一种公民团体协助弱势者对抗大财阀、无能官僚的社会印象。这是台湾公民团体得以累积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台湾传统媒体自1990年大放异彩，整整20多年积极扮演监督政府公权的角色，但原本应该独立超然的“第四权”，终究不敌十多年来，台湾内部政治的紊乱争斗与社会分歧，媒体为特定政党、为特定意识形态、为资本家服务的偏见，日积月累侵蚀着传统媒体作为监督公权“第四权”的神圣性。主流媒体的报道反而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包袱。
社群媒体兴起，改变了公民团体传统组织动员的形式，使讯息的传播更为实时、快速（图源：VCG）
质此，公民团体始得社会信任，又传统媒体因政治立场，使其报道的公正性渐渐受到社会质疑，这一来一往间的交错，反复练兵于台北“文林苑”都更争议、洪仲丘事件兴起的“白衫军运动”等激起台湾社会高度重视的事件，公民团体在监督政府与陈抗行动上的积极性，并妥善利用社群媒体快速、直接传递新闻讯息，这整套运作下来，便十足挑战到了传统媒体旧有的权威。
但续就双方的后继发展，公民团体一方显然在稳定提供讯息的质与量上，不敌设有编辑台的传统媒体，近两年明显于各项公民团体擅场的事件中，也不一程度被边缘化。至于台湾公民团体争取并行于传统媒体监督公权的未来，是否还“后会有期”？目前自然不得而知，但作为“后太阳花”时期的现在，回头检视那一段历史，留下的不当只有街头抗争的画面、不当只有台湾政党政治版图的位移，其实那更是一段公民团体曾挟其社会信任，一度挑战传统媒体“第四权”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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