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通过理念陈述和经验总结两个部分提出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理念篇”阐述仁学和符号学互动的意义、可能性和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经验篇”结合作者近年来多次在国内外参与中外符号学交流的经验，提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和克服之道。作者主张，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属于“新仁学”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新仁学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理念篇
仁学和符号学，看似互无关系的两个学术领域，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的今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认识论联系。简言之：古典仁学需要现代方法论的支持，作为当代第一方法论系统的符号学需要伦理学方向的指南。今日跨文化世界遂使得古代中国智慧和现代西方科学发生了辩证性（即多方面互动性）联系。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欠缺各类科学性知识，伟大的仁学伦理学理念无从充分、真实发挥其作用和达到其目标。西方人文科学，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全面的商业化，已越来越蜕化为职业性竞争工具，其学理部分二十年来踌躅不前。然而双方面各自的构成性弱点，经过适当的“化合作用”，将可成为新世纪人类新启蒙主义之主要推动力。我们称作“新仁学”的新伦理学，在摆脱了儒教封建主义束缚之后，将可能成为指导人类人文科学新方向的“舵盘”。这样，仁学，就远不只是什么复兴中华文化的指导思想，而可成为复兴人类之学术大同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祖先将会赞赏其二十一世纪后代有诚实、有勇气地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地枯守儒教历史性旧典，而是能够勇于以“苟日新、日日新”精神迈出国门，挺进人类人文学术主流，也就是当前人类理论思维的主流世界。这也就是：不是像海外“新儒家”那样倡言退守至古代的、历史的东方之“小天下”，而是像大陆“新仁者”那样放眼至全球的、真实的“大天下”。古语曰“有容乃大”，此“容”的对象必须首先是当代西方智力资源的核心，此核心应该涵括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方面。物质科学方面，中华文化已经实现了“有容乃大”，全面参与了人类自然科学世界实践。精神科学方面则远远没有实现“有容乃大”的目标，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深受清末封建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影响，其实质乃出于畏怯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即较艰难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主流。严复的文科西学，仍然局限于“用”的层面，即实用社会科学层面。流风所至，“中研院”的科学观始终局限于“自然科学方向”。胡适早期留学一代，初识西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构成和功能方面的异同关系，根本不具有深入认知条件。直到8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文现代化新时期”，中华文明才与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主流建立了联系。作为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最前沿的理论潮流---符号学，也于同一时期进入两岸，今日并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又遇到人类历史上的另类精神“挑战”：社会全面商业化对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深刻阻碍。由于全面商业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西方人文科学已深陷此社会机制而难以自拔。一种历史辩证法竟然应运而生：先秦仁学在摆脱了秦汉儒教桎梏之后，显示了一种世界性的崭新意义。其作用范围不再是古代社会简陋时期的政治层面，而是通过“政治史解释学”而转换到了学术层面；其作用范围将不仅是中土，亦同时是世界。
上述仁学功能的转换，不是缩小了其意义，而是扩大和深化了其意义。大家都承认“知难行易”之理。无物理知识无法判断科学现象，而人们竟然不懂得无人文学术知识同样不能判断社会文化义理。今日商业化大潮影响下形成的世界娱乐文化（以其浅智性的影视文艺思想，支配心智被全面技术化了的大众），进一步导致人们远离人文科学世界。于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矛盾是：那些决定着社会文化方向的大多数人，多为不知人文科学为何物者。他们知道不学物理数学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却不知道不学现代化的文史哲同样不能解决精神文化问题。这样，文史哲问题今日就成为一种小众文化现象。文史哲学者一方面在此物质文化世界内比重大失，另一方面其责任和使命却辩证性地空前增加。“人能宏道”的古训遂有了更重要、更具挑战性的所指。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直接面对和承担社会文化责任，而比例而言，现代只有极少知识分子面对和承担着社会、文化、精神的学理性思考（媒体思考属于浅层次，他们不思考深层问题，因为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迎合和影响技术化的〔过去叫作“异化的”，而我避用此词的形上学意涵〕大众）。时代的新仁学学者却甘愿坚守“小场地”而朝向“大格局”，此正来源于仁学精神的启迪。
新仁学面对的另一辩证性任务是：一方面必须吸收一切外来社会人文科学知识以强化自身，另一方面在知识论层面吸收知识之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检讨众多“有用”知识（即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判断其“质量”和“用途”。此一双重任务的必要性乃因一种时代决定性的特点之刺激：西方知识既可以作为中土学者追求真理的渠道和资料，也可以作为中土学者追求名利的工具。如果是后者，新仁学的学术目标将难以达成。本人多次指出：如中土西学研习朝向于追名逐利方向发展，其学术水平将永远不会提升，并永远以附西学骥尾为足、为荣。一个由“广义汉学、比较学、国内西学”组成的国际学术互动链，已然形成。这个学术实践运作框架将导致中土的西学学术水准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实现此依附型国际学术交流的技术性原因（其精神性原因，前已指出，为集体性追名逐利心态所致）之一即为学科区隔僵化和学术权威制度的存在。二者虽然均“源远流长”（根于人性），但均因世界商业化大潮而“于今为烈”（因技术性之便利）。因为新的学术商业化求利风习导致强化学科区隔和权威形象的必要。（试比较科技工商娱乐界内领域、集团、公司等相互区隔以互相竞争的必然性，以及品牌、“大腕”、“首富”、“代言人”等形象工程，对于文化商业化行为目标的必要性）。此时存在的典型跨学科人文学术潮流---符号学运动，却提供了一种对此倾向予以平衡的机会。于是，当前西方学界所还理解不到的是，今日符号学的重要作用不是来源于其自身已有的某种伦理学精神（其实这正是它尚欠缺的），而是来源于其技术性形态；跨学科实践方向。跨学科，一方面加强了学科间的横向交流，松动了学际壁垒，另一方面因此而连带松动了“学科权威”的地位。跨学科研究方向的意义首先是表明一种人文学术观：当前学术实践处于探索、尝试、变动阶段，而非将现有学科成果看作绝对性基础和前提。所谓“权威”不过是某一方面的暂时性带头人，他们须平等参与学术探索和演变，而非当然地成为学术是非的权威性“判官”。因此，跨学科方向反对任何学科权威垄断学科学术的局面。不过，符号学内在的跨学科倾向却立即面对着无远弗届的学术商业化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当代西方符号学也违反其原始精神地出现了“学科化”发展的倾向。这正是我在西方符号学界二十年来发现和不断指陈的严重问题。符号学的学科化发展这种自我矛盾、自我设限的现象，几乎难以克服。实际上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也像西方人文科学一样前进缓慢，完全起不到六七十年代起到的那种全面革新的作用了。西方人文学术需要一种主观性的伦理实践学的创发精神，促使其返回其本身的原始精神。一种实践学辩证法表现在：东方古典仁学或许可以介入西方现代符号学，以注入一种自我革新动力，帮助其返回自身之认识论始原：跨学科语义学分析方向。
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符号学一方面须迅速学习和吸收西方百年来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成果，另一方面须客观地考察西方符号学学术的得失和参与推进之策。本文作者发现，当前西方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共同陷入丧失古典追求真理的伦理学目标。学术实践成为学人职业名利的工具，在此情况下，符号学实难担负前述重责大任。而西方文明的发展新阶段内部难以自发出现对此纠正和调节的力量。当代跨文化学术的发展则使得古老仁学能够在伦理学层面介入现代人文科学和符号学，为陷入商业化运作的人文科学提出伦理学方向调整的智慧指南。这就是：回归学术的真理追求目标；以学术求真，而非以学术求利。就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而言，仁学的求真精神，可以在跨文化层次上巩固和发展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并使得符号学能够从不同的层次上促进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进程。其最高目标甚至于直接关系到世界“人类学”（人本主义之学）的彻底重建和提升。
因此，所谓“新仁学”将是旧与新的辩证结合。所谓“旧”者，指其伦理实践指令之基本话语（《论语》的百分之80内容），此为经受两千多年历史“验证”之人类智慧遗产（但须以解释学方式正解其长期被歪曲的意涵）。所谓“新”者，当指实践学的技术性方面，也就是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现代“中文区人文学术”内的三大系统为：汉学，国学，中国西学。三者均不同程度上，不同方面上，相关于西方学术。汉学本来就是西学的一部分（西学的制度运作系统，中文的材料）；“国学”则正急于和汉学挂钩，以便“走向世界”；中国西学更是唯西学母体马首是瞻，而且由于加入了“比较学术副业”，更同时挂靠到西方汉学。汉学遂成为同时在战略层次上“指挥”国学和中国西学的国际枢钮。此“汉学、国学、中国西学”的三联系统，目前较完整地实现于台湾地区。美国一位中研院院士，曾经批评台湾和大陆的“中国西学”把中文地区变成了“西学殖民地”。其人却未阐明此学术殖民地运动的“总指挥”在何处？的确，由于上述种种，中国人文学术，如朝向由台湾学界已经体现的全面商业化方向前进，必将成为地球上的一种人文学术“殖民地”。因为，如果此学术三大片都是由追名逐利动机驱使来治学的话，必然导致“趋炎附势”（台湾话：西瓜偎大边）结果，并以扩大学术市场占有率为其学术实用主义的最高宗旨。而我们提倡的新仁学，正是对治于此学术殖民地化的方向的。“学术殖民地”的定义不在于其材料的史地属性，而在于其运作材料者的动机和方向。今日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材料都应当是任何研究者的正当对象。学术的身份和性质，取决于运作者的动机和心术，此正是古典原始仁学的“千古用心”所在。《论语》针对着心术；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上“工具学”的不发达，仁学欠缺实行的手段和技术。中国的新仁学不仅要克服此本土的历史性缺欠，而且要在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将眼界扩展至“天下”或世界。新仁学一方面著眼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任务，另一方面朝向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符号学，则可能是古典仁学“介入”现代人文科学的一支“杠杆”。的确，人类众多相互冲突的古典体系中，只有仁学可能关心于人类人文科学的进步，因为只有人本主义的仁学是强调“唯智主义”的，是强调“学”与“知”的人生至上性的。而学与知的人本主义新实践，也将是人类伦理学理性革新的必要基础之一。
（二）经验篇
以上所谈理念分析，与作者相关著作中的讨论直接相关。本文拟结合作者最近参与推动的国内外符号学交流活动中取得的观察经验，陈述具体问题所在和因应之道。
1。“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 最终有50余外宾参加的一次2008年11月国际符号学研讨会顺利闭幕后，获得了国内外参加者一致的好评。研讨会不仅表现了主办单位南师大外院的杰出组织能力，而且在国内学术生活中表现出许多创新之举。在经费上，中国的国际符号学会议首次由国内主办单位全额负担，而且为一些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全额和部分招待。此外最值得一提的会务进步，表现在主办方开创了国内外自由报名参加的先例，也表现出南师大和江苏社会科学学术政策的开放性。这次会议同时也是南师大和南京高校及哲学社会科学争取承办2012年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时机，因此这次南京研讨会有可能具有为承办下一次“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进行“预演”的意义。
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中国和亚洲区副会长，南师大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此次南京会议的最早倡议人之一，以及筹办期间中外沟通的协调人之一，在会议结束总结和未来会议申办构想两方面,自然颇多感想。南京会议的成果应当能够促使参与者及未来学术规划者，更系统、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规划的问题。由于符号学的广泛跨学科、跨文化特点，符号学家的学术责任远不限于自身及本单位的“小我”事业的经营，而是肩负着远远大于本人、本单位、本领域工作规模的全局性的重大任务。这一点正是南京会议为所有会议参加者提出的严肃问题。我更祝愿南师大及外院，将其古色古香的学苑，进一步朝向研究型师范大学方向推进。符号学事业必将是学校朝向此一方向发展的一个积极有效的渠道。
2。个别单位作为全国符号学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二级的符号学学会，一个设立在中国逻辑学会之下，另一个设立在中国语言学学会之下。两个学会在组织上都隶属于单一学科之内，因此在学科配置上都属于学科本位的，并非已能现成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全国符号学活动。由于真正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一级学会一直难以成立，因此两个单学科基础的符号学学会，往往难以组织全地域、多学科的符号学学术交流活动。十多年来，两个学会均有不同程度的国际活动，均企图以其单学科的全域代表性，在国际场合临时代表一下“中国符号学”全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性质自然不同于真正的全国符号学学术代表性。这样的提醒，还不是为了使单学科符号学学会名实相符；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能够以单学科的条件来更有效地发挥多学科符号学交流的组织功能：这就是，他们须在代表本学科之外另行增加义务性“代理”其他学科参与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的责任。也就是，单学科人员要为多学科人员服务。此次南京会议主持者，安排了外单位、外学科人士自由参与，表现出在中国学界少见的心胸和气魄。但另一方面，因主办者强调本学科学会的身份，从而也限制了他学科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其实此一现象涉及到今后多方面继续努力的问题。一方面，组织者可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学科固有身份和其在一次活动中所担负的跨学科任务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符号学学者应该认识到某一学科所组织的活动，在目前条件下，如可以满足跨学科学术交流的需要，也应乐于参加。所以，就跨学科、全地域的学术组织活动而言，中国急需“蔡元培式的”学术领导人，也就是“校长式的”学术领导人：他以照顾全局（各科系）为目标，而不以追求（本人所属科系专业）本位主义利益为满足。南京会议的经验，既可作为未来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参考（实际规划方向），也可作为中国符号学理念形成的参考（符号学认知方向）。
3。国际符号学会议的意义和作用
实际上，我们是在两种“非完美”环境内来追求符号学实践理想的：国内和国外。国内暂不必言，此处专谈国外。正像存在着“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一样，也存在着“好符号学”和“坏符号学”。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商业化、职业化社会中，学者，不分中外，大多受到职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限制。我自1994年伯克利大会以来，反复在西方符号学界强调符号学不能被视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不仅因为这违背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本性”，而且因为这易于使符号学成为廉价名利竞争的场所。（例如在哲学界“竞争”不利的，可以在“符号学界”里搞“理论”，并取得学科圈子内部认定的学术地位和资格）真正有价值的符号学应该是和各种常规专业挂钩的，在互动关系中经受过考验的。这个学术价值性应该是在对社会人文学术当前理论探索格局中加以定位的，而非按照某种现行“符号学标准”实用主义地衡量的。如果把符号学当成实用性竞争工具，人们自然积极于争取界内的“发言权”和符号学性质的解释权。由于莫衷一是，符号学就易于成为一个学术大杂烩。不能不看到，今天国际符号学界声誉不显，很大原因与业者消弱了原初正确探讨方向有关。如果方向不正，国际学术交流，未来可能流于“中外学者联欢会”而已。搞国际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把重要外国学术成果引进，加以批评性研究，以促进本身学术的提升。归根结蒂，参加者应该有一个自我学术提升的意识和帮助他人共同提高的意识。一定要避免使符号学成为某种学术“花架子”；避免利用抽象含混词语作“蹈空之论”。“符号学”应该避免成为学术界趋向全面“华而不实”风气的途径。未来中国符号学不应变成这样的“名利场”。
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当然也受到世界学术商业化趋势的影响。我在进入委员会之后，首先发现和指出一个学会中认识并不明确的问题：符号学家应该区分自身的两种不同功能：作为学者和作为组织者。不能够利用后者来图利前者，也就是不能用自己的学会职位便利来图利本人和本国（参见《导论》第三版）。因为我一进入委员会就遇到一桩争名夺利的内部事端。我就想，如果把这种风气引进来，有何益处？国际学会的最大问题是学者的个人主义，后者必然导致党同伐异。当然，其中的原因也非全因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也与认知问题和学术制度环境的作用有关。六十年代开始时的良好势头，并未正确发展下去。偏离了“人文科学跨学科”的路线后，易于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科学和艺术混为一谈（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用自然科学倾向的学术实践取代符号学（如认知科学，类似于以前有人把逻辑学就说成是符号学）。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消弱着符号学的学术创新生命力。
2005年，我以中国独立学者身份当选副会长后，即在芬兰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提出：学会工作人员都应区分学者身份和组织者身份，不得用后者支持前者；不得公器私用。（参见《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第五编）而近年来发现不少人习于公器私用，把国际学术组织当作“宏扬”个别国、个别集团、个别人的学术利益的工具。这种在符号学内追求学术私利的方向，也是和对符号学身份的看法有关的。符号学的多学科关联性，固然容易使其成为课题选择随意的大杂烩，但如果把它看成一种由诸学科材料凑成的一门个别新学科，遂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易于在其中追求各种新本位主义的学术利益。此一强调多学科的口号和其满足学人利益追求的单学科本位主义实质，可能交相为用，互为依托。因此，进入委员会之后，我对国际同行的主要意见，是针对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问题的，也就是反对符号学成为闭关自守的另一学科倾向的。认为国际符号学应该勇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也包括关注其他文明圈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一表面上正当的立场，其实与学会习以为常的欧美中心主义立场颇为不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国际符号学界”的。我对国内同行的主要意见，当然也是相关于如何促进符号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交流的，并特别关注符号学与“国学”各部门的交流。二十年来所谈的“跨文化符号学”，其实就是新世纪以来所谈的“符号学全球化”。其中的“本质”，并不是西方专家们容易把握的：因为西方符号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经验“化合”后，将使得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现状发生重大改变或调整（这就是我这次在南京会议上对欧美同行所企图初步表达的意见）；但这种立场会使老外感觉他们对由此产生的新理论前景难以完全把握。简言之，我的立场是：符号学不是为了满足中外共同“经营”一个既定的、现实的符号学的“活动小圈子”，在其中追求参与者的界内成绩评定和对外宣传；而是朝向包括符号学在内的人类知识整体的追求目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