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香港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已是攸关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年度话题。受卖地收入及物业和股票印花税收入远超预期等因素的带动，港府2017-2018财政年度录得破纪录的1,380亿港元（1元港币约合0.129美元）财政盈余，这一数字与去年估算的164亿港元，整整多出了1,216亿港元。但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此前发表的下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港府仅会把占比小幅的盈余与市民共享，其余更多用于改善服务和投资未来，因此引发社会议论不绝，香港大学民意调研计划此前对预算案的统计仅得48.2评分，更创2008年以来新低，显示了港人普遍的负面反馈。
面对舆情压力，香港政府最终选择为此前饱受争议的预算案“拾遗补漏”，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向符合领取资格的香港人派发现金（图源：新华社）
在高盈余水平下，香港市民格外关注的是俗称“派糖”的一次性纾困措施，但预算案发布一刻，除了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和长者生活津贴的基层市民额外派发津贴、长者医疗券增加至5,000港元、向基层学生发放2,000港元津贴、甚至提供游乐场免费入场券等，基层市民没能再看到更多实质受惠的派糖措施。
而针对中产阶层，一向视中产价值为社会支柱的港府多年来不敢懈怠，预算案提出了各式的税务优惠政策，包括薪俸税退税七成半、增加子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等措施，令到这些惠民政策事实上只有少部分被用于了支援基层，余下皆还是用于中产等较高收入人士，以至于舆情普遍认为，港府分享经济成果不足不均，重富轻贫，“厚中产、薄基层”的质疑因此不断。
正是在民情不满和多个政党的呼吁争取下，港府后继才拿出了向符合特定条件的群体发放4,000港元现金的“拾遗补漏”方案，只是，对于能够满足领取门槛的约280万港人来说，眼下这笔区区数千额度的现金对照于他们必须没有物业、也无力置业的现实境遇，又究竟能帮他们起到多少纾困效果？而港府临时修订方案的行为，也无异于是对自身政策思维的一次被动纠偏，更令这些后续的措施予人观感上，沦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公关补救。
多少年来，每份财政预算案最终都会招致全城讨论，香港社会各界对这个题目的困惑与怨言，折射了香港公务员不懂民情的表现。即使连《基本法》第107条都列明“以量入为出为原则”或“力求收支平衡”的要求，但港府近年在盈余往往远超预期，库房严重“水浸”的背景下，解决民生问题仍不见起色，其中所反映的是港府理财有道，还是10,92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资源未能用得其所，已一目了然。
在面对长年的“守财奴”指控，以及港府政策过度分配倾斜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以特首为代表的一众官员的阶级倾向性。诚然，纾困措施属资源再分配，确难绝对雨露均沾。但从今届林郑月娥政府在香港市民面对通胀压力已迫在眉睫，却似乎完全不急市民所急，仍使其公共财政政策理念（rationale）在财政营收大幅囤积之后，坚持分配比率倾向于社会的中产阶级，难道这便是其理财哲学的精髓所在？
林郑班底上任以来，其理财政策仍旧只注重借助中产这一社会阶级杠杆之活性，要为香港创富，但现下趋势却正与此愈行愈远。随着内地进一步开放经济，导致香港丧失作为一个中国门户的相关性，与此联动，旅游、零售等香港传统支柱行业均受影响，政治波动更使香港经济难以摆脱困境，而急剧恶化的贫富差距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早已令这里的中产阶级处在一个趋向解构的过程。同时，香港的基层阶级多年来未曾改变甚至更糟的生活境况，加剧了他们对香港经济的担忧，并扩大了与中产阶级、精英之间的意识鸿沟，还解释了一场场街头政治运动使很多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情绪激化的深层原因。
但是林郑并没看到这些，这点在现届港府分别回应中产和普通阶层的诉求中，一览无余。香港的教育投资水平一直下滑，落后于经济发展，港府本应有足够能力加强投资，均衡教育资源与水平，但至今，政策一如既往地沿用拨款的方式支援，未能在更高层次回应业界需求，20亿港元为学校加快安装升降机等举措，亦是荒唐到教人诧异。面对日趋严峻的老龄化现象和弱势社群所引发问题的持重，香港医疗系统已是负担沉重，亟待改善，预算案提出增加人手、增加床位等短期措施，恐仍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社会对公共医疗体系及服务的忧虑。而预算案所推崇的税制减免方式，同样无法发挥较大的所得分配作用，由于针对薪俸税等税种以及一些减轻税务项目所采用的税率算法，对高收入人士和大企业来说只是一种比例税，宽减税务将使得香港中产阶级成为最大的收益者，而这些减税措施又往往无法涵盖收入低下的市民阶层。
在写字楼和购物中心随处可见的香港，还有为数众多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图源：VCG）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陈茂波、林郑甚至港府，究竟是否在为中产阶级代言？实际上，港府所谓需要更多扶持金融体系、培植科创产业、培育智优人才，而劝导公众不该执着于均摊型直接福利的政策导向，甚至有“敷衍”之嫌的以一次性拨款方式来平息风波，其实皆不过是出于所谓“要有前瞻远见”的离地政策动机，但这在急需纾困的许多港人耳中，迹近风凉话。正如同一个断水之人，困在沙漠濒于渴死，突然眼前出现一杯未经煮沸的水，却将水拿开和其大谈饮未煮沸的水长远不利健康，试问，对方应该为尚未解决的燃眉之急，而感谢你的“苦口婆心”吗？
不能打破地区事务转型、甚至是内地大幅转型带给香港范式转移的逼迫力，未有意识到香港的整体经济和民生结构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可谓林郑政府施政的弊端与障碍之一。只理论甚至口头上谈及，但不能从行动上意识到并主动体现出，正是港府当下不以为然的懒政、怠政所在，而其所能产生的社会风险，又可谓极大。
现下，香港似乎总是被用关键词“政治不稳”来定义，港府已在极力制止自决和港独的政治迹象，并尤为注重强化本地的身份认同感。但这不意味着，止住有违“一国两制”框架的分离主义政治风潮，就算政通人和，再无事忧。因为民怨之势能，过往确发泄在了错误的渠道，例如政治上，可一旦将其倒逼回“正轨”，也即让其只得面对本来所在的民生场域，其中之矛盾实则更为尖锐且猛烈。一如追求香港普选的抗议活动，看上去似乎演绎了走上街头的普通市民对更广泛政治自治的迫切要求，而实际上，背后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民生及自我境遇的不满和宣泄。即便过去还有更多理性群体，能够保持对民生矛盾的冷静审视和转移克制，但当有一日，阶级矛盾的矛头重新投回民生领域之时，令怨愤失控爆发，恐难言不会危及香港稳定和对“一国两制”的落实。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显然北京的中央政府过往并没有把此问题，以更重要、紧迫的意见方式向港府及香港社会传达。由于此一问题难被察觉的隐蔽性，令北京及港府将治港问题纯粹局限在封阻分离主义这一命题上，是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式的结构性意识疏漏与盲目，险些遮蔽了香港其他的深层隐形问题——而这，应当是北京和港府不可掉以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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