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暴丑闻爆出后，台北市市议员童仲彦积极关注“性交易专区”议题，希望透过设立合法性专区提升政府税收，并规划在6月4日，向议会工作报告此事。
实际上，台湾在2009年的大法官释字666号后，《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罚娼不罚嫖”的规定，已改为“娼嫖皆罚”。接着，2011年11月6日，台湾再度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即《社维法》），将“罚娼不罚嫖”制度改为“娼嫖皆罚，但专区例外”。
台北市市议员童仲彦积极关注“性交易专区”议题，希望透过设立合法性专区提升政府税收(图源：中央社)
然，时至今日，却未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设立性交易专区。套一句台湾内政部次长邱昌岳说法，“性专区是失败修法”，性工作者的弱势处境仍在。
事实上，关于“性”这一议题，始终浮不上选举的台面，有的台湾县市首长选择只字不提，不然便以“当前社会没有共识”为名，直接拒绝讨论。但这一冷漠，使性产业不仅没消失，更成为社会上的不定时炸弹。
2018年4月，台湾台南市警方查获泰国籍女子来台从事性交易，其交易场所遍及台湾南北。更惊人的是，经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局筛查，证实该名泰籍女子患有艾滋病（AIDS），使政府监管单位担心已有不少嫖客染病，甚至传播到他人身上。
当然，诸如此类的社会案例，层出不穷。听闻此事，人们或许内心喃喃自语，“反正我又不从事性交易，病也不会传染到我。”但别忽略这社会、空间是自由流动的，若不加以管理，疾病有可能危害其他人。更进一步来说，性产业往往与人口贩运、毒品及帮派胁持等治安问题挂勾，只会徒增社会成本。
台湾警方查获卖淫的泰籍女子，且患有艾滋病，震惊社会（图源：VCG）
也因此，只要性的需求存在，性的“产业”、“专区”、“工作者”等议题，政府与社会势必得拉到台面上解决，并以“开放”式的态度迎之。
举例而言，在众多国家之中，以瑞典（Konungariket Sverige）政府“闭锁”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由于瑞典秉持着“嫖客（有权用钱购买性服务的人）是卖淫及人口贩运问题的根源”，所以，针对性交易采取“罚嫖不罚娼”，并认为，这项制度是“彻底破坏卖淫和人口贩卖的基础步骤。假如，有更多国家，实行瑞典模式的话，全球扩张的性产业将会真正感受到严重的威胁。”然而，据邻国挪威（Kongeriket Norge）法务部的研究指出，“警方并无法提出与性交易相关的犯罪率下降的资料，而且卖淫地下化，被攻击、勒索、以及其它犯罪类型风险增加，犯罪化只会打击那些最易受伤的性工作者，进而价格下跌、恐惧上升，并且法律难以彻底执行。”至此，台湾社会不罚娼的共识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起步，下一步，应紧接讨论“性专区”如何管理，最后才是专区地点的选择。
不过，关于“性专区”的议题，近期似乎稍来好消息。日前，屡次拒绝讨论性专区的台北市政府，在5月11日有所改变。台北市政府首度由市府秘书长张哲扬，召开跨局处会议，并提出具体作法，将由研考会做民调，讨论社会共识。张哲扬还补充说道：“对此议题，将不设限答案”，并且“台北市政府也该向社会交代”。
姑且不论台北市议员童仲彦的政见，或是台北市政府对于“性专区”议题的“真实”政治目的。针对“性专区”的讨论，其参与者都应跨越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将性交易双方的生活实际经验纳入考虑，充分了解性交易与犯罪手段的运作，以及二者之间的真正关联，避免奠基于意识形态来处理“性专区”。
古人云：“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既然性产业无法根绝，还不如直球正视，与时渐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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