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引入一种允许每个人自由直选行政长官的制度外，香港民众对他们特首的失望也酝酿了太多年，在接近主权归还于中国21年之后，这种负面的否定情绪正在传递到香港历史上首位女性特首林郑月娥身上。一年前，通过一个普遍青睐于她的、多由政商界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林郑月娥成为了香港新任领导人。
在一份关于中国南部大型城市群湾区项目的详细方案出炉前夕，开始接管港澳事务的中国高级官员韩正（右），首次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左）会面（图源：新华社）
曾于本地公务员系统打拼多年的林郑月娥，在晋升特首后，尽管发誓要把弥合社会裂痕作为首要工作，但她似乎仍然不能减轻这种郁结的积累，香港房价依然经常登上令人买不起的世界城市榜单，当地的人口还在迅速老化、能提供给年轻人的社会流动性正持续下降、经济增长也开始逊色于毗邻的中国内地城市，以及它作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衍生的系列社会矛盾，已经诱发了多场刻骨铭心的政治动荡——但遗憾的是，在新任政府之下，一年后的今天，林郑月娥在这方面的应对与处理而使之很快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
多年来，为应对香港的政治困局，北京会动用自己新获得的财富与强大的行政力量来帮助香港政府。在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今后几年负责香港政策的是韩正，这名曾在中国东南部繁华城市上海主政多年的资深官员，被普遍视为讲求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眼下被普遍认为韩正将要就一个涵盖香港在内的城市集群发展大型项目，发布来自高层的详细政策之时，林郑月娥临时调整了工作行程，飞赴北京向前者提供了规划意见和建议。而仅从媒体转播的公开影像看，韩正当面对林郑月娥及香港社会的叮嘱言论，似乎并未有什么内容是截然不同于几位他的前任的——如旧地赞扬林郑月娥上任近一年，“管治团队依法施政，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举措，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如旧地引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反复对香港社会的承诺，“要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这和以往中国共产党分管香港领域的高级官员以及一些在地部门的政策执行人士，所营造的同香港政府官员工作会晤的画面与气氛维持了一致。这似乎给足了前来汇报工作情况的特首面子，显示了北京高层对特首声誉与威信的维护，和面对香港朝野反对派的刁难时，要为前者撑腰与背书的决心。人们甚至只能在北京高官的字里行间之内，才能隐约读到他们偶尔对特首工作失误的婉转批评。
将此种工作对接文化贯彻最彻底的一些中国政治机关里，部分北京涉港机构似乎是代表其一，在香港社会撕裂日益加剧，以及它与远在北京的中央摩擦不断逐渐成为棘手问题，分离主义者的崛起已给香港造成了太多争拗及危机的现下，这些机构却普遍受人质疑仍在极力传递出一种关涉香港的紧张时局已有所软化的改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机构是在做着一项夹在中港两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工作，这让它面向北京时，被传言并不怎么特别提及一些本地时局的严肃问题，并对特首在香港社会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种有些片面的关于他（她）是如何尽忠职守、广受赞誉的描绘。
但显然，这样做并不能阻挡香港问题的恶化，事实上，这种汇报的策略会适得其反，这部分在港政治机构未对北京浓墨强调的香港实情和困境，恰好与香港针对内地不断加剧的冲突同时发生，可能也加剧了关于“一国两制”该如何被准确解读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北京提出的要求和本地民众的反弹之间，港府历届当局的协调工作都不出色，放任问题恶化的后果导致了包括经济适用房屋危机、问题丛生的民生保障制度甚至还有一条延迟多年的高铁线路。
而林郑月娥的三位前任，前特首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振英，他们的成长背景、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都曾面对同样的命运——他们都一度大受欢迎的上台，在度过一个简短的蜜月期后，迅速引发失望，最后则简直沦落至街头游行中针锋相对的那个目标——而在此之间，正是北京并不足够了解他们的执政处境，以及在当时未能有效对他们的缺陷给出提醒，这注定导致了过往一轮轮的施政不彰，而北京也因此才会每次都是从起初公开支持，转至最终暗中失望。因病请辞、贪腐入狱、放弃竞逐连任，三名前特首对于各自政途巅峰的收场方式，没有一个算得上圆满和不令看客沮丧，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个人能力与品格的失败，更是一个出了问题的政治场景修复不力才会导致的后果，最后还被迫转化为北京对香港社情的提醒以反馈的尴尬方式。
在中国内地政治现实里，官场的工作方式一直被视作尤为神秘，一些细节习惯也早就植根到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中了。到今天，这里的很多官员和政治人物仍然相信，上下级之间和跨境、跨职能的官方工作对接，即使通过一种不必言明、褒中带意的沟通观念，也能够获得他们迫切希望的政策兑现和执政成绩。但这对香港的很多人来说——如公务员群体、政界人物、学者、记者，对了，还有特首——这种躺在语言艺术之上的官场交流风格，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自小接受西式教育、不精于中国官场文化的香港从政者们，想必是感受不到这种沟通艺术的益处，相反，它带来的只是困惑与障碍。将号令和工作评价真相经常藏匿在赞誉、褒奖的语言迷雾之下，请相信，这一定不适合香港的公务员和政治家去理解。
而解决这样的状况，从来都是北京的责任。面对更多香港人开始对殖民时代怀念，以用来消解日渐显著的国家影响，北京的确急于想要用它的手术刀触碰这个城市正在面临的核心病征，只是它目前还需要管治的效果和效率得到提升。不算林郑月娥，香港已经有过三次社会不赞同的政治结果出现了，而这些又究竟是官僚主义的错，还是该归咎为政治人物们对香港事务的离地化理解以及那种很不可取的鸵鸟心态呢？也许现在，那些围绕着香港事务的中港两地的共产党官员和技术官僚，都是时候需要意识到这个似小却又重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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