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南海着手进行数次大规模人事布局，破除了已延续多年的“唯年轻化”倾向，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甚至升迁。不过很快，“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将会以官方“红头文件”形式被公布于整个中共政坛，年轻官员们将迎来新的升迁机遇。
近年来出现的政坛平均年龄增长趋势，并非中共高层目的，如何培养有能力的年轻官员如今再次提上日程（图源：新华社）
北京时间6月2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并将之定义为“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基础性工程”和“重大战略任务”两个表述，释放了中共高层重视培养年轻官员的信号。
三届地方常委平均年龄递增。
这将是中共政坛“干部年轻化”大步前行30年、又悄然停滞约10年之后的重新起步。
“中国16省统战部长晋升省委常委 平均年龄仅47.7岁”，这是2007年7月（中共十七大前夕）中国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而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31个省级组织部长的平均年龄则是55.29岁。11年间，三届（从十七大到十九大）省级组织部长平均年龄增加了大约7.6岁。
“31省市地方常委404人（包含戎装常委，编者注），平均年龄为54.83岁。当时新疆常委班子最为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13岁”这是2012年8月（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国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当时的报道还称“再上一届（中共十七大前夕）地方常委平均年龄则更要年轻（相对十八大前夕）一些”。
最新统计的中国大陆31个省级常委中，包含戎装常委（除去部分出生时间无法查证的戎装常委）的平均年龄是56.2岁，不包含戎装常委的常委平均年龄是56.13岁。也就是说，从2012年8月至今近6年时间，省级常委平均年龄再次增加了1.3岁。虽然这种差距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大，但是联系前文数据对此，依然可以发现，从十七大前夕到十九大之后，中共政坛的省级常委们不但没有继续“年轻化”，反而是平均年龄届届递增，“老龄化”趋势明显。
转折何时悄然产生？
而从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至中共十七大（2017年）之间，推行干部年轻化一直是中共组织部门的重要目标。
1980年代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中共政坛呈现出“黄青不接，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将年轻官员的培养视为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重大问题。干部年轻化工程开始启动。
20多年后的2009年，恰逢中共建政60周年，当年4月有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60后”逐渐增多（“60后”官员当时介于40岁到49岁之间），“60后精英”的说法在中共政坛出现。当时的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都是“60后精英”的典型代表。
当时的统计数据还表明，从1982年到2007年，整个大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同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占到88%，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提高了78%。
趋势的反转大约出现2007年至2010年之间。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中共在年轻官员的培养选拔也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年青化”、“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从了家门到校门到机关（指政府机构，编者注）门的“三门”干部。甚至违规用人、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屡禁不止。
这一负面趋势引发中共高层的警觉。
2010年12月17日的中国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批评：近几年，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对官员任职年龄搞“一刀切”，45岁、50岁就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利于发挥积极性，也造成官员资源浪费。
就此，这种带有问题的干部年轻化趋势被中共高层强行“刹车”。
刹车之后再起步。
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开始打破延续多年的政坛“唯年轻化”倾向。
2014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该条例时隔12年后首次修订。
对比细节可以发现，2002年旧版条例中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在2014年新版条例改为“注重使用后备干部”。后备干部作为班子成员来源的惯例发生变化。
新版条例不仅增加了“以德为先”原则，还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不过这些规定又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中组部官员在对媒体解读该方案时，曾如此表述：“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在此期间，中国各地方政府大员调动也明显不再延续多年的“唯年轻化”倾向，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甚至得到升迁。
比如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出生），在2015年已届副部级官员退休红线60岁时，从中共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升任常务副主任，实现从副省部级到正省部级的跳跃，仕途得以继续并在2016年调任北京代市长进而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和蔡奇同龄的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也是如此：在2015年成为海南省长实现从副省部级到省部级的跃升。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岐山（1948年出生），在中共十九大上遵循“七上八下（67岁可以进入或者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68岁就不再进入或者留在常委）”的不成文规定，退出常委名单并卸任中纪委书记，却在2018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超龄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这种打破年龄红线的人事任命方式，在维护十八大之后经历反腐风暴洗礼的中共政坛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但是，官员“老龄化”显然并非中共高层的调整人事任命原则的目标。
6月29日的中共正阳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这或许正是观察未来中共政治新星的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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