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新院长陈其南，于台北时间7月16日举办记者会，宣称要把故宫“土著化”，让其成为“台湾人的故宫”。陈其南声称“台北的故宫，没有人会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外国人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要认识台湾，而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所以必须要来这里欣赏中国古典文物”，陈其南认为这导致台北故宫成为北京故宫的“飞地”，因此“台北故宫要开放，要做心胸宽大的博物馆，不要只典藏中国文物，要广纳值得收藏的世界文物”，强调“要做台湾南岛原住民心中的台北故宫”。
同时陈其南也表示，观众在观赏解码文物的过程中，会赋予文物新的文化意涵，进而形塑对国家、社会、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因此该思考“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让台北故宫是我们的骄傲”。陈其南并主张博物馆经营应消融政治意识，声称“即使主张台独，也必须把故宫文物保存得更好”。
台北故宫的样式与藏品，自建立之初便意在建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正统（图源：VCG）
然而，台北故宫自诞生之初便被赋予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涵。
1959年，国民党政府决议在台北外双溪兴建故宫，舍弃王大闳提出的现代建筑方案，改采黄宝瑜的宫殿式建筑方案。
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不仅将建筑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并放置孙中山铜像，都是意图借此建构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且即使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从最初的清宫收藏转型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也象征自帝制转向共和、自皇家私产转向全民公产的政治变迁。
1924年，故宫博物院选在10月10日国庆节正式开放，时任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便声称“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便可知道故宫所含有的政治意识，无论在北京或台北，从来就无法消融或回避。
也因台北故宫的政治性难以忽视，其做为中华文化以及中国正统的象征，便在台湾每一次的政党轮替后引发争议。
2000年民进党首度执政后，杜正胜接掌台北故宫院长，开始去除台北故宫原本的政治与文化意涵。在其《故宫愿景：致故宫博物院同仁的一封信》内便声称，“外国人来到台湾观光或参访，他们往往只看一个博物馆，那就是故宫；故宫没有本土文化，等于自动放弃介绍外人认识台湾的机会”，主张故宫该“在原有的中华文物基础上加以扩大，一方面加强台湾本土文物的收藏，一方面则延伸到世界文物，以期构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博物馆。
”2001年民进党政府接着提出故宫南院计划，将南院定位为呈现亚洲多元文化的展区，而非单纯展示故宫旧藏的分院，企图削弱故宫具有中华文化的象征意义。
2007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草案修正时，第一条“为整理、保管、展出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之历代古文物及艺术品，并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之征集、研究、阐扬”，北平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等字眼曾被企图删除，中国古代文物也被改成“国内外”，形同削弱故宫的历史源流，引起国民党立委批评“去中国化”。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则回击称，“哪有博物馆在条文里说文物是‘中国’的？如不修法，故宫文物将变成‘中国’的”。在这一连串打着多元、本土以及修法的旗号下，台北故宫被隐然视为外来品，台湾自中华的范围中脱钩，两者因此成为对立的概念，这段过程无疑都更突显台北故宫的政治意涵。
昔任院长秦孝仪对杜正胜的主张颇不以为然，认为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
2008年国民党再度执政后，新任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也重申故宫该以华夏文化为展示主轴，并自2009年起推出包含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的“故宫新韵”系列表演，以及意图重新审视南院计划。但在台湾社会历经“去中国化”的氛围后，周功鑫的尝试遭到挫折，故宫南院也因嘉义县官民的坚持而继续建造。
台湾故宫南院的定位与兴建，亦在台湾引发争议（图源：新华社）
2012年冯明珠接掌院长，于立法院内接受质询时，国民党立委陈学圣提问“中华文化”要怎么跟“台湾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结合，希望故宫对此能扮演重要角色，并认为故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故当两岸故宫在交流时，大陆将在文化上使力做出“陷阱”，要求冯明珠注意，“从文化创新的部分去突破大陆要给我们的文化统一迷失的这样一个瓶颈、前提”。民进党立委何欣纯也称“如果故宫要做台湾的故宫，那所谓的中华、华文文化应该要怎么样的融入台湾文化”。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更痛批故宫“无法跟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话，没办法去推展博物馆教育，你们的国际化就只有中国化一个选项”、“你们的策展，除了中国化以外，真的没有国际交流”。
这些纷纭的意见，其实都折射出台湾社会的认同变化。当台湾人倾向强调“本土”、不再自视为中国人、并将“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给切割对立时，台北故宫原先以中华文化为主的定位便会显得尴尬，甚至将北京故宫视为统战威胁。
2015年，故宫南院开幕后，将成龙捐赠的圆明园十二兽首复制品置于入口，便遭质疑是“文化统战”。
2016年1月台独人士朝兽首泼漆，并声称“故宫南院”四个字具中国化，不代表台湾，最后兽首于该年9月遭故宫移除。这起事件，无异更是统独之争的另一场矛盾。但假如真要“去中国化”，让台湾彻底脱离“中国”，故宫文物是否应归还大陆？
2016年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对此声称，“即便当时的文物是从大陆来台湾的，但是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时任院长冯明珠也主张，这批文物属于“中华民国”的资产，不存在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
尽管蓝绿阵营都打算继续保留台北故宫文物，但台北故宫的政治性如何诠释，依然在争论中无解。陈其南声称的“即使主张台独，也必须把故宫文物保存得更好”，便说明其十分了解故宫的政治象征，因此要落实消融政治意识的主张，根本是缘木求鱼。再加上陈其南认为得让台北故宫脱离北京故宫的“飞地”意象，亦隐含切割开两者的政治与文化连结。另外提及观众在观赏文物的过程内会形塑对国家、社会、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故往后要在这过程内令台北故宫成为“我们的骄傲”，一样是将台北故宫视为建构本土认同的工具──只是去除了原本的中国本位意涵，这与其欲消融政治意识的论点无疑是自相矛盾。
故宫的政治性始终无法回避，光是“故宫”两字便是种政治象征，不可能单纯自文物的角度审视。只要台湾继续朝“去中国化”的道路前进，或是将“台湾”自“中国”中割裂出来，那台北故宫的属性就会成为“问题”，沦为统独双方角力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战场。而台独或独台人士，一面试图否定或稀释台北故宫的政治与文化属性、却又一面不愿放弃故宫文物，则更显尽渠等的荒谬与矛盾。因此再怎么努力宣称要打造“台湾人的故宫”、形塑台湾人与中国人成为互斥的概念，都仍不可能改变台北故宫的意涵，更不可能将台湾给彻底剥离出中华文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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