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在一个信息膨胀和舆论喧嚣的时代，最可怖的莫过于对公共安全事件的选择性遗忘。
中国疫苗出现状况已有多次，但公共安全体系至今未补全漏洞，令人费解（图源：VCG）
譬如当下，人们又是如此健忘。数日前还是流落各地的数十万人份问题疫苗所诱发的全民惊恐，而今日，人们甚至还未来及“收获”这以生命风险所换来的成果，便热情迅速冷却，为一起起公益圈所曝光的性侵丑闻所覆盖。当然，这并非只性侵不当关注，而是指社会关注点变换速度之快常常快得让人猝不及防，这间隙甚至不足以允许人们“消化”。
一
7月份长生生物科技曝光后，几乎举国愤怒，同声挞伐，期待“一查到底”，但人们也担心，“在淡红的血色”中“苟活”的我们所看到的未必会是希望。长生事件的结局会如6年前那场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双双被开，饮恨至今，黑幕依旧重重。人们也担心，街市依旧太平，人们依旧在得过且过的妥协中吃喝玩乐，夜色中偶尔狠狠地崩出几个字“呸，公平和权利，你也配？”然而也终究淹没在无边的夜色与嬉笑中。
人们期待，尽管任何事物的发展决然不是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大家至少可以保持某种敬畏，至少可以在意切身福祉，抗拒遗忘，抗拒被掩盖，希望每每在社会不公的那一瞬间迸发出的真诚能量是足够有长久威慑的。
然而，人们的愤怒也许是虚妄的，而遗忘却是更为真实的。于是，所有的不满与抗争变成了半途而废的情绪式宣泄。于是，当局可以更加从容应对，你不是要追查疫苗吗？好，我可以完全不告诉你疫苗究竟来自何处。
终于，一个大国的14亿人口在自我麻痹中失去了“追查到底”的勇气与毅力，在静默中等待下次公共安全来临时的兴奋。从某种更加激烈的反思中，中国依然是在经历百般刺激后仍然“沉睡不醒”的睡狮而已。
王克勤当年所调查的山西疫苗事件受害者虽抗争多年，但大多无功而返（图源：VCG）
二
1905年的一天早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着美国左翼作家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Jr.）的纪实小说《屠场》（The Jungle）。这本小说是辛克莱卧底芝加哥一家大型屠宰场7周后完成的。它不仅记录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而且详尽地刻画他所观察到的令人作呕的屠宰场环境。
据说，西奥多•罗斯福在读到“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等情节时，大吼一声“我中毒了”，并随即丢掉面前的香肠……
我们看到，彼时彼刻的美国这样对付如辛克莱那样胆敢挑战美国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阴暗面的“内鬼”。罗斯福最终承认了辛克莱的结论，并就此推动肉类检验检疫法案和1906食品药品管理法案的通过，而不是解决提出者（辛克莱的本意其实也并非指向食安）。
也正是源于这种勇气的鼓励，那个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同样充满了罪恶与嗜血情节的“镀金时代”才汹涌而出一系列的社会讽刺与深度调查，促成了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muckraker），让美国伟大。
只是可悲的是，一百多年后，当问题疫苗等公共安全问题肆虐中国时，人们则只能在对王克勤的怀念中感叹“中国调查记者之死”。《南方周末》最为风光的时期成为过去，那些现实和心理上的受创者在头也不回地宣布告别后，王克勤那句谶语“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肆无忌惮地成为了现实。
一个国家，轻易地扼杀“医生”的后果是失去自我修复的力量，当病毒侵袭乏药可医。
三
最终，公共安全监管的形同虚设和作为社会监控系统不可或缺的调查记者的流失，让人们在陷入恐慌与麻木交织的同时，再度意识到古老国度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从疫苗生厂商按照既定标准完成批次生产，到向主管部门药监局申请批签发，再到中检院或者授权部门完成上市前抽检，到地方疾控中心层层分发注射，期间问题疫苗穿过重重障碍，却依然横行无阻，进入千家万户。
而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强大的地方官僚机器又是如此“巧妙运转”，以“不予公开”文件的形式将所有问题隐匿起来，甚至与中央机器形成密不外传的默契配合。直到这次长春长生生物科技的狂犬病疫苗被举报，中国国家药监局才披露2017年11月的“行政处罚”。至此，当事态之发展已超过这部官僚机器的控制范围，中国最高领导层便被迫发声了。
这套运转机制轻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帝制时代官僚阶层的颟顸无能、欺上瞒下。在描述18世纪中国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中，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揭露了地方官僚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央和民众间进行强有力的信息阻隔，“（地方官僚）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
总结称，最初官僚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而后，当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官僚们又极力让皇帝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来，当皇帝已经强势介入，官僚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引导皇帝做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判断。
何其相似乃尔！
不过，好在当时的乾隆皇帝依靠密折制度依然能够获得部分有效信息，而如今中国的中央政府也肯定拥有更多的手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往往现代社会因为分工的复杂化导致彼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严重，直接掌握“证据”的官僚机器拥有垄断信息的绝对便利条件。如果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没有风险承担意识，以及受到有效的追责压力，那么这部机器会仍然按照中国官僚体系的惯有逻辑肆意运转：掩饰——否认——塞责——认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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