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香港区主教陈日君退休了。退休前夕，他回顾香港易手后的十二年：「社会上，奉承权贵凭陵弱少的风气未免太盛。」
戏子成龙马上挺身证实陈日君的话，四月十八日在海南岛博鳌亚洲论坛上放言：「自由好不好，我不清楚，但太过自由，会像今天香港一样乱，会像台湾一样乱。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是要管的。」讲台下外国代表也许还未了解这位戏子的弦外之音，中共代表已经掌声雷动。
香港库务局副秘书长甯汉豪也不后人，为陈日君的话作证，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上，听见民选议员梁国雄叫曾荫权「仆街」，马上抓紧机会说：「我身为人母，不会教儿女用这两个字，所以判定是污言秽语，不应用于议会。」请不要问这样利用母亲身分扪人口舌维护上司，有没有亵渎天下母亲，是不是可作儿女榜样。总之，她马上赢得曾荫权青眼，传播界更纷纷颂扬她自言「拿了出来的勇气」。
这勇气其实弥漫新中国。最近一个例子，是北京大学司法鑑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对千千万万上京诉寃百姓的评语：「说句负责任的话，那些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有精神问题，患偏执型精神障碍。」北京《中国新闻週刊》于是有凭有据，证明中共抓诉寃百姓入疯人院打针喂药合理合情。
广东《南方都市报》今年初一篇报道，把孙东东、甯汉豪以至成龙的勇气和责任感描写得淋漓尽致。农曆新年期间，李意珍等深圳市领袖和三百多个工人一起包饺子吃，《南方都市报》有记者盛称「大家载歌载舞，现场成为欢乐的海洋，我十分激动」。一位编辑忍不住，在「我十分激动」五字旁边，下了个评语：「这样舔屁沟！」不料报纸出版时，这句话变成「我这样舔屁沟十分激动」。那个激动的大我，惭颜厚如十重铁甲，可以是记者学者，也可以是官员演员。
李意珍曾经勒令深圳各校师生买票看他女儿主演的电影《时差七小时》。那些学生、教师无疑都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正是要这样管的。至于李意珍，则显然不是中国人。他是中共官，而中共官当然不必监管，可以为所欲为。假如你否定这一点，就是患偏执型精神障碍；假如你呪駡这现象，就是污言秽语教坏孩儿。《荀子．修身篇》说，有些人「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于是「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这是不是今天香港以及大陆的写照，成龙等等一定心中有数。
从前，我国即使中才之君，都会警惕谄媚。晋朝初年，右将军皇甫陶和武帝争论朝事，散骑常侍郑徽请把皇甫陶治罪。武帝说：「谠言謇谔（忠直敢言），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他下令免了郑徽官职（《晋书．武帝纪》）。所以旧中国争臣志士前仆后继，指不胜屈。
新中国则不同。舔屁沟舔得十分激动之徒后拥前呼，不胜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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