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28日，据报道，中国黑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杨国亭受贿、贪污案一审宣判，他因受贿及贪污罪等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杨国亭是2018年2月12日黑龙江省监察委成立后，留置的首名非中共党籍官员。当时有评论称，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杨国亭落马显示，中国的民主党派成员不是腐败绝缘体，统战领域也并非净土。大陆官场非中共官员腐败的冰山一角也呈现出来。
在中国政治体系之中，民主党派是中共领导下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杨国亭等官员是中共根据统战需要进行的特殊安排。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鲜有非中共官员落马，分析认为，这与中共的统战原则及党外监督机构的软弱不无关系。
中共对民主党派干部重安排、轻监督
中共对自身有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需求，这要通过中共各级纪律检查组织实现，对非中共干部的监督则由“一府两院”反贪、监察部门实施。中共通过统战部门与民主党派打交道。在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下，人员安排已做到细致入微。以民进中央主席身份、连续担任两届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为例，即可见一斑。这位前北师大教授曾写过加入中共的“入党申请书”，并获该校中文系党总支接纳，但因统战部门通过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的介入而搁置，并将许嘉璐作为民主党派领导层培养，最终官至副国级。
2017年9月23日，许嘉璐出席中华文化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图源：新华社）
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布查处官员中，中共党内机构、国家机关与政协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共190人、解放军军官和武警警官副军级及以上65人，合计255人，被立案审查的厅局级干部多达8,600多人，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共官员。2012年，中国全国共有60多万县处级以上官员，其中中共党外人士为3.2万人，占比约为5%。见诸报端的厅局级落马官员中，仅有2015年落马的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潘胜燊，以及2014年被查的江苏省能源局局长、无党派人士陈勇是中共党外人士。出现这种结果，除了顾忌中共多党合作统一战线形象受影响，中纪委鞭长莫及也是原因。中共党外官员违纪尚不普遍，却暴露出中共对党外人士重安排使用、轻监督管理现象，中共党外的腐败分子因此长期游离于法纪之外。中国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法庭在判决书中确认，杨国亭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返赃、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这显示，“党外身份”并未成为从轻发落的理据。
“全面从严治党”难补非中共干部监督空缺
在中共十九大上，“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等系列布局的组成部分，中共对党外人士的倚重，从2015年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已开始强化，相应安排也写入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外干部进入中国各级权力体系，而今年两会之前中国的监察体制相当弱势，中共下设的纪检部门受中央和地方党机关的双重领导，地方纪委通常受制于地方党委而无所作为，党外干部的监督更无从做起，监察委出世才填补这一缺位。
中国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海8月4日做监察法专题报告时表示，各民主党派的公职人员属于监察对象，行使公权力时必须要受到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非中共党员的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先由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再依法追究其刑责。
不过，曾有分析认为，在中国，国家以及各级监察委，都被定性为政治机关，其监察职能会把“讲政治”放在首位。中共话语中的政治问题是极其模糊而庞大的概念，是否处理、如何处理，权柄操于监察委及其直接负责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因此，如何权衡恐怕未必只是法律问题，政治后果仍将是必要的考量。
中共借监察委监督民主党派 反向监督为难
目前，中国8个民主党派规模最大的民盟有18.44万成员，最小的台盟只有2，100多人。新成立的监察委权力巨大，但查办重大案件仍需党委批准。在中共中央层面，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纪委同样如此。中共借此掌握监督各级党外与无党派人士等非中共官员的利器，但双方“互相监督”如何落实，既是一个理论挑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
坊间有流言说，对民主党派而言，“长期共存”是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则岂敢、岂敢！不过，最近有敢言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提出批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日前在网上发表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被认为是2012年以来中国体制内学者对中国领导层批评最为严厉的文章。许章润教授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等要求，执念于协商民主的中共至今尚未回应。海内外人士关注这位教授会否承受压力，这对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更真实广泛的中共而言，是否祭出惩罚尤其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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