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近期发生的滴滴性侵事件、还是昆山砍人事件，乃至刘强东涉性侵丑闻，大陆的舆论监督仿佛成为一名审判官，跑在法律的前沿。也正是意识到“舆论监督”所拥有的强大功能，中共近期倡导设立的“舆论监督促进小组”亦开始在中国多地运行。
中共过去的宣传方式屡遭诟病（图源：Reuters）
中共《人民日报》在赞扬四川探索“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模式的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在怒批部分宣传干部患“舆论监督敏感症”，并自爆曾因报道监督政府的文章被踢出群。
观察人士分析表示，“舆论监督促进小组”的成立体现了中共宣传方式上的一种转变。中共就应该放开手脚要媒体说话，不仅要全面推动这项舆论监督工作，而且要更加完善其中的权责，谨防媒体监督遭到“报复”。
舆论监督小组设立初衷
据悉，中共正在推行的这项舆论监督运动最初始于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曾于7月23日称山东省级新闻媒体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不积极、不到位，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坚决予以曝光。
随后，海南省长沈晓明也透露，海南省政府将成立舆论监督促进小组，为媒体监督营造良好氛围，让媒体真正成为政府的眼睛和耳朵，以舆论监督促进中央和省政府各项决策落地。
浙江省委机关报也推出舆论监督栏目《一线调查》称，记者将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采访，聚焦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及省委决策部署不力、干部不作为等问题。
此外，北京、四川等地媒体也纷纷表态，强调舆论监督的作用，并要求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给予相应的重视。
这里的“舆论监督”可以更多的理解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而几年来，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官方对舆论的管制趋紧，批评性报道在经历了几轮媒体整顿之后已日渐零落，整个官场生态和社会气氛被一片歌舞升平所笼罩。
而在中美贸易战压力和内部不满增多的形势下，多重证据表明中共高层对于此前的诸多宣传工作颇有不满，有意调整宣传策略。
不过也有观点对于这种政府领导的监督小组提出质疑，即是被监督对象，又是裁判，是否也会造成媒体在实际工作中的干扰？这在部分大陆媒体的监督报道后已有所体现。
中国媒体曾经的“深度报道”有望回归（图源：Reuters）
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
8月31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了一篇“调查观察”文章，对当下一些媒体被“圈养”、被“喂食”现象以及一些地方宣传干部存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进行了剖析。
文章说，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记者丧失了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了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而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文章说，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会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文章作者披露，其在去年采访自己的分工条口时，也曾因一篇监督报道，被江苏省工商局的一位宣传干部踢出了联系群。
此外，大陆《浙江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地方媒体也因监督报道遭遇被政府部门官员“拉黑”的尴尬。
分析指出，这种遭到政府报复的行为正是舆论监督小组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处理好监督媒体与利益部门的权责关系，比如媒体监督一旦影响到地方部门的利益，就会打击报复。
另外，随着舆论监督的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接受监督，但怎样接受监督，接受哪种程度的监督，仍需要官方给出合理的定义。
一个发展的社会少不了媒体的监督。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行动，这其中还发布了《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其实在这之外的舆论监督，也同样重要，不可忽视。
舆论监督小组的设立是中共在宣传方面的一大进步。这给缺乏活力的中国官方媒体领域，吹入了一股不一样的风。结合中共近期又一次宣传会议的“纠偏”，中共的宣传方式已经迎来实质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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