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时逾40年。这四十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的发展瓶颈和改革深水区也正在形成。教育、医疗、住房、税制等问题，覆盖全面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难题，中共备受诟病。面对庞大的社会和无比复杂的民情，中共总是进退两难。
现任中共领导者习近平，2013年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他执政任期内的重要目标。确立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继续改革的要求。5年已过，这场属于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战役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人感受到获得感了吗？
“梁家河”研究一度成为显学，之后这股风潮被有意压了下去。图为纪实文学《梁家河》亮相香港书展
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舆论场传出中共内部召开了一场关于宣传的高级别会议，据传出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开始对舆论开始反思（图源：VCG）
对于中共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见长的政党，同样也是一个擅长于宣传的政党，“笔杆子”一直是中共最为倚重的武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从整体趋势上来说，中共在逐步放开舆论管控，人们能够通过更多的媒体渠道获取更多的国内外信息，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能想象的，而这种宽松客观上也促进着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开放和进步，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然而中共始终未完全放弃对舆论的引导和管控，其管制方式随着媒体的变化发生些许变化，只是其粗暴的内核似乎并未改变，删、封、停始终是第一选择。尤其是近些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共对舆论层面的管控越来越多。中国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旗下网易财经栏目近期发出声明，称“停止财经频道更新，进行深入全面的整改，大力整顿违规行为”，外界猜测其“违规行为”和被整治的原因，是网易近期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妄议中央”的稿件——
网易财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订建议
在近期的“言论寒冬”外，中共宣传部门又搞出了如此之多赤裸裸诸如“梁家河大学问”的“低级红”（本意或许是支持、赞成，但实现手段过于简单愚蠢，反而起到了反效果），中共舆论管理和宣传为人诟病如此狼狈实属罕见。这种变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个人崇拜”风潮的回归，而中共宣传部门这种异于现代化治理的粗暴手段，越来越令更多人不满。
八月初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国舆论场开始密集出现对中共宣传的反思声音，有消息也指中共内部召开关于宣传的高级别讲座，会上对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媒严厉批评，指出存在不解上意、过度自我审查等问题。中共宣传“改革再出发”势在必行。
该如何“再出发”？回答这问题，就不得不直面中共宣传部门如今面临的与此前不同的两个大环境的变化。
其一是社会思潮左右撕裂加剧且抱团情况已成的事实。《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作者马立诚曾明确表示，中国左右翼有极化的倾向。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山西的一个酒店里，有一个高中班同学毕业多年之后聚会，一半人骂邓小平，一半人骂毛泽东，当场冲突起来，打死了两个人。事实上，这种身边的例子，每个人都能切身感觉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也曾表达对此的担心，称“很多封号和和谐的确是由于举报造成的，而朋友圈如今都是抱团的，于是在公众号中，很多是极左的和极右的没有被停掉，作为中间力量的却被举报而封掉了，因为这些内容更容易被极端的两派看到。”可以理解，很多中道的声音在极端观念看来，同样也是极端，而对于极端的人，更无法容忍其他声音。
另外，他还提到另一个关键问题，即以腾讯、新浪为主的媒体巨无霸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公共权力，该如何定位这类企业。“现在的腾讯公司、新浪是个企业，但是它现在已经具有部分公共性，像中宣部，它有没有权力随便封号？这是法律的问题。”他最后还质问：“中国是否有明确的线，哪些领域资本不能干预？”
基于以上两点背景变化，中共舆论管控近些年在逐步展开：清理体制内外的左右两派媒体；关闭门户网站自制节目、严控采编权；封掉一些电影、娱乐等领域新媒体公众号……中共种种做法，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其一是从官员的角度。一位中共宣传工作关系紧密的官员表示，在中共的政绩升迁体系加上目前的官场政治环境，最终导致作为宣传机器的中共党媒们将本来的“教化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的功能出现异变--宣传对象从民众转移到了特定官员身上，变成了做给一个人看的宣传--在地方来说，是下层官僚利用媒体把政绩做给地方首长看，而地方首长则是把部下的政绩作为自己政绩的一部分再通过媒体“秀给”中央高层，助力自身加官进爵。
对于一些社会负面新闻的全面封杀，这位官员也直言：“作为官员，自然希望上级看到的都是尽可能多的优良的政绩，而不是问题。这种政治风气越浓，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舆论报道社会问题、揭发社会不公的容忍度就会越低。只要不让党委政府形象受损，尤其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形象受损，民众利益受损又有何妨。”
其二，从统治者角度去思考。统治者需要扩大自己的声音，控制威胁其声音的力量，让各种声音之间保持平衡。
对于社会中的声音，尤其是左右翼具有传播力的声音，中共选择对其进行严格控制。尤其是借助着新媒体如新浪微博和公众号，这种大V是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韩十洲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Me Too运动中倒掉的那些公知，恰恰印证，他们实际上只是以一种普世话语的名义来获得自身身份的晋级，行的还是权力的逻辑。”在这件事情中，权力或许是“性”，但这种权力往往可以转变为更大的社会力量。中共对这种力量是警惕的。
另外，舆论场的声音需要平衡。柯华庆表示，原则上民间提《厉害了，我的国》没问题，他们发自内心觉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觉得中国在强大。因为有好多人在唱衰中国，所以也需要有人唱好。
其三，中国的舆论管控也与世界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中国国内需要统一思维，一致对外。一位在中共内部从政多年的资深官员对记者表示：
“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与大中华圈华人群体出现了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些政治争论，一些观点认为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导致了中美贸易战的发生，这种争论导致了中国政府内部和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这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人民日报》在8月10日发表的《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其目的就是在于统一中国国内官民的思想，结束争论状态，让民众看清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而非某一领导人的政策所能决定，进一步来说，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原因中是不存在所谓‘习近平因素’的。”
可见，中共对舆论的管控，有出于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原因，有特定历史大环境下的选择，同样也有其统治自身的考量。面对这些新问题和老毛病，尤其是近一段时期舆论乱象频发，中共宣传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中共需要知道，与西方境外媒体相比，其具有独特优势，并且需要发挥这种优势。辽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张建喆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党媒掌握的社会资源和采访能力其实是更加贴近中国普通老百姓，党媒记者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并找出存在的问题。而西方媒体，虽然不受到中共政治限制，但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了另一种极端，“一些报道更是捕风捉影，无限放大，炒作意图明显，从新闻学角度来看亦不能称作是真正的新闻。”
其次，中共各地党政机关宣传官员应该打破媒体是洪水猛兽的观念。张建喆说：“中共各级党委一看到媒体报道有关其管辖领域存在的问题就冠以‘和政府唱反调’‘不符合主旋律’等帽子，宣传官员此时也急忙‘救火’，而媒体提到的这些问题，反而不被聚焦不被解决，最后酝酿出更大的矛盾。”
最后，此前也多次撰文，批评中共宣传系统“三宗罪”，并呼吁中共适当放松舆论。在文章《中共宣传“大局已定” 应有序放开舆论空间》中分析认为，对于中共来说，未来几年更为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在大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有序地放开言论，放松粗暴强硬的管制，引导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更多地进入舆论场，令中国舆论生态呈现多元争鸣的正向循环，才是建设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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