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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三鹿:让我们唱起敬爱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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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届一载,汶川大地震!感动,激情,悲伤与各种感人的故事都渐渐淡去,只有亡者的魂灵依然在天空飘荡,萦绕着他们幸存的亲人。电视台主持人们的泪水早已随风散去,只剩下他们在大型歌舞晚会上歌功颂德的笑脸,有关部门在制定不兑现捐款的企业名单,检查全国各地校舍的承诺好像没了下文,媒体里是灾区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以及对国家的感谢……

那么多孩子死去,没有人负责。“地震太强烈”,一句话了结一场灾难,轻飘得如同任何一个官场习惯性宣示。就象过去历史书里的可恶的“三年自然灾害”,将几千万生命的消亡一笔带过。那“豆腐渣”当然只会存在一些穷人的饭碗里,绝不会是灾区某些倒塌的校舍。而经过文化大师含泪的劝诫,死难学生家长们讨要真相的说法已显得有些毫无道理。

奥运开幕的焰火、万国来朝的盛况,死难的孩子们肯定已经在坟墓前的荧光屏上目睹,带着作协主席希望看到的幸福笑容,重新在坟墓里天使般安详地睡去。汶川,这诗一般的地名,从此承载太多无言的诉说!

古人说:人命关天!大莫过于天,可见人命之事之大!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敢以公然藐视生命的态度出现,但现实里,常常却是在聚光灯照耀下和领导的督促声里,“生命”两字才神奇地具有了魔力,出现在许多官员的口中,唤醒他们不知用到何处的精力。在他们的惯用术语里,更常听见的,是“领导”“国家”“任务”“政策”以及每个时期的政治口号。

尽管“以人为本”已经喊了几年,但那不绝于耳的矿难,那些让人无法接受的有关医疗单位对待病人的冷漠,更有这不断传来的类似“三鹿奶粉”令人发指的事件,让人对中国这片国土上生命所具有的尊严依然不敢抱什么奢望。“三鹿”,也是一个童话传说般的名字,但却成为一种几乎就是谋杀、谋杀婴幼儿的代名词。可能,有一些婴儿在还没法发出一个正常的语音前,还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抗议前,便已被一些成人谋杀掉!只为增加些许的金钱!

从遥远的洪荒年代起,人类是在死亡面前学会思考,构建起文明的基石。是在对死亡从价值上加以否定,对生命赋予神圣的色彩来加以肯定之上,一步步营造起文明的巨厦。但我们,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人,从一批批的死亡里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汲取过怎样的教训?鲁迅曾激愤地说:中国人都是阿Q的子孙,最没有记性,十分健忘。

快一个世纪过去,让人心惊肉跳、令人羞耻的,这种激愤之辞依然没有过时。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有那些强迫遗忘的传统,以及在血泊中寻出美好的各类文字高手。生命消失,孩子们的笑声因死亡嘎然而止,引起的都不过是几秒钟的定格沉寂,随后,又是国人高声的喧哗,杯盏的碰撞,一片盛世,一片繁华的图景。

从何时起,中国人对死亡如此漠视?是文化的基因的退化使然?还是人口众多让人对生命的消失漠视?笔者没有答案。但相信这百多年来文化的崩颓,道德的沦丧,杀戮的频仍,权力的崇拜不可能不是造成这种现况的一些前因。本已十分务实的传统,加上极端的唯物主义灌输,人的现实存在成为唯一的真实,人的物欲享受在金钱和权力的催化下不断膨胀,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

文明的底线被摧毁,生命便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值多少钱?天灾人祸自古相连,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或许人人尚不清楚的是,在避免新的人祸上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造成人祸的直接责任者往往是那些位高权重之辈。

从汶川到三鹿,这些美丽的名字竟连着那么多孩子的死亡。他们本应在阳光下欢歌,却永远被黑暗所吞噬。如果我们麻木,我们将万劫不复;如果我们遗忘,我们将永无未来。思考和记忆须臾不可分离。没有记忆便不会有思考,没有思考的记忆是机器的行为。

对那些不能复生的幼小生命,我们有一个不能逃避的作业:学会重新思考和记忆!这是唯一的机会,能让他们复生,饶恕我们成人的麻木、懦弱、世故、得过且过和蒙昧。我们学会思考和记忆,他们就会得永生;我们学会批判,将有无数的孩子因此得救。让权力和金钱让步,重建生命至高无上的尊严。这一切才是对零八年灾难的纪念。是时候了,该唱起敬爱生命之歌,让她回荡中国大地,以使一个内朽的文明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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