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3日，被中国政府称之为改革排头兵的广东省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及习近平“南巡”的消息再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焦点，而主掌广东的一把手李希陪同习近平身侧，成为此刻中国官场最瞩目的一位地方大员。
广东省作为中国的改革重镇，中国的领导人每次视察都会被广泛关注甚至做特殊解读（图源：新华社）
海外有分析称，李希在此次契机中占尽了天时地利，仕途或再看涨，而从李希及往届广东省委书记的变动来说，广东省对中共中央政府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东南一隅的偏远省份那么简单。作为中国改革“重镇”，掌握重要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任该省委书记的配置，对权力场中的中国官员来说也是非一般的存在，可以说，在过去四十年中，广东省委书记这个职位逐渐受到中共决策层重视，权力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在政坛中的缩影。
中国级别最高的省委书记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希， 在甘肃任职近30年后以甘肃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于2004年调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年后出任陕西延安市委书记被认为获得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重用而进入升迁快车道。从2013年的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次年出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稍后代省长、省长，2015年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实现两年三连跳，进入“一方诸侯”之列。
正当外界为李希的火箭式升迁猜测纷纭之际，2017年10月，李希再南下接替彼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执掌南粤，成为当时中共官场的瞩目人物。
李希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被认为是中共有意成人之美，基于这个逻辑的是对广东省省委书记这一职位的另眼相待。这种看法来源于广东省委书记这一职位在中国政坛中的特殊性。
翻看李希的简历可以发现，李希不仅是南粤的一把手，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这样的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一把手）在中国的34个行政区划中仅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及新疆自治区中出现，也就是说在中国的23个省中，只有广东省委书记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是中国级别最高的省委书记。
而广东省委书记的身份瞩目还不止于其位高一阶，中国地方官员还在广东省委书记一职上看到更多可能。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先后有16人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一职，有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后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甚至是1978年的习仲勋。除了中共元老执掌广东，近年李长春、张德江、汪洋、胡春华也纷纷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踏入中共中央高层，可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乃至常委层面，“挤满”了出身广东政坛的官员。
因此，广东省委书记一职对中国的地方官员来说意味着更大概率的出现仕途上的更远走向。
互相成就的改革
广东省委书记的职位特殊不同于北京的政治性，不同于天津的区域性，不同于上海的经济性，不同于新疆的维稳性，也不同于重庆的西南重镇属性，广东省委书记与其余5个地区的一把手同列中共特殊人事阵营，在于其所掌管的这方土地是开中国改革风气之先的改革重镇，是中共眼里的改革排头兵。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从广东省委书记的级别配置并不是中共建政后来就固定下来的任用模式，而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出现的。
1991年广东省广州市市委书记谢非升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时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谢非陪同，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人代会谢非即当选委员。这是广东首次出现在任省委书记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的官员配置一直存在于广东政坛。
如果对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有了解，就会发现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北京的有意为之。
更直接地说，这是改革的需要和倒逼。
一方面，当时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巨变及国内的政治风波，国内改革停滞不前，舆论对改革开放颇多质疑，而中共恰当其实地对广东省委书记身份的加持彰显了中共高层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可以说，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变动是中共传递大政方针的一个信号。
而更为重要的是，进入中共最高层核心权力机构，对广东省委书记来说无疑有更大的权力突破外界对改革开放的非议质疑，有更强势的话语权让来自中共中央决策层的政策与资源向广东倾斜，有利于政策的实施与掌控。也有更自主的权力运用于广东的探索甚至试错。因此，中共在没有资金支持的形势下，对广东省的放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手段。
另一方面，广东自身的改革开放成果也为广东省委书记权力的不断增大加注了砝码。
1978年，广东省的GDP为185.85亿元（1元人民币兑0.143340美元），占中国全国总量的5.1%,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放开计划经济的束缚，鼓励私营经济及个体户的发展，及积极引进外资。1989年，广东省已经成为其国内经济第一大省。及至1992年，突破2千亿元，占中国全国总量的9.09%，当年邓小平再次南巡看到广东的发展，也直言“没有想到”。
截止2017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达近9万亿元，居全国第一，而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了29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增长了482.7倍，人均超1.2万美元。此外，其外贸出口连续32年保持全国第一。广州和深圳两大一线城市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广东亦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移居，人口总量由1978年的5,000万到2017年的1.12亿，排名从中国第六位跃升为中国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初在广东试点改革开放对标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广东也是一路赶超。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中国香港，2007年超过中国台湾，2017年接近韩国。
在这一系列数据的对比背后，是治粤初期习仲勋、任仲夷带领广东率先在广东突破体制之困，定名“私营经济”，广东改革中期林若、谢非大力发展外贸及私营经济追赶“四小龙”，及至近年的汪洋、胡春华再破广东改革缓速困局所共同形成的“广东模式”。也因此，广东省的历任省委书记们都被打上“改革者”的标签。
当广东在历任省委书记的改革大旗下从中国改革中脱颖而出，稳坐中国经济第一大省，这方土地上的一把手拥有可向中国全国推广的改革开放发展经验，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为广东省委书记保留一席之位已是顺理成章。
在开中国改革风气之先的这块东南之地，历届执政者形成的“广东模式”让中共对广东省委书记一职分外重视，而备受厚待的广东也因此一直保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地位。可以说在广东省这块改革试验田里，广东省委书记被中共最高决策层重视的过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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