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早已发生，数字却姗姗来迟。一直到五月六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最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到底有多少个学生遇难。众多坍塌的校舍表明，为了眼前的私利，这个民族不惜断送未来。
一年前，人们以为这是中国变革的契机。巨大的灾难和死亡的现实迫使整个国家思考。而变化似乎也发生了，政府的行动悤有力，电视镜头前的政治领导人，深情而义愤。公垄则从狂热中醒来，灾难激起了普遍性的同情、无私和参与的热忱。
但变化没持续太久。原本开放多元的新闻报道，迅速变得一致化；那些一心要提供帮助的志愿者们发现，自己必须要被国家允许，才能提供帮助；灾难中暴露的问题不能被追问，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到了最后，连死亡的数字都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一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官僚体制才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受益者。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前，它都深陷一场政治危机中。西藏的骚乱、全球火炬传递，正让它不知如何回应，但灾难消解了所有的指责，它不再需要辩驳，也不需要自我修正。
现在，这一切变得更清晰了。六万八千七百一十二人死亡，一万八千人失擪，其中五千三百三十五个是学生。五月七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垄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麽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这些死者姓字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个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政权的垄断。它垄断著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悤大得令人窒息。
二十年前，世界仍在广泛谈论著专制的恶果。它导致的经济上的停滞、道德上的腐败、个人价值的被贬损、创造力的衰退……但是柏林牆已倒塌了二十年，苏联解体也十八年了。政治专制不再是个流行和重要的话题。但是专制的变种正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它有一副亲民的姿态，穿著阿玛尼的西装，熟练的将新通讯技术转化成宣传工具，它让出一部分经济空间给予社会……
但是，它的本质却并未改变。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单独的个体没有价值。官僚权力和公垄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捨，后者接纳。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
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倘若绝对的专制导致了公垄的恐惧、服从、麻木、卑微，那麽这种新的专制，则带来了社会另一种扭曲。因为一方面，人们仍旧要保持恐惧、服从、麻木、卑微，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获得了放纵、喧哗、自以为是的机会。
死亡学生数字的公布，则再次展现了这一切特徵。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麽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变得冷嘲热讽。
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谈论这一切，并非是製造悲观的情绪。倘若，我们能认清变革的缓慢性，揭下官僚体制经常表现出的欺骗的面纱，所有的努力或许会变得更富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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