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困境中挣扎苦熬的中国民营经济终于盼来福音。北京时间11月1日，在出席并主持一场有多位决策层高官参与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首次就民营经济发表专题讲话，系统阐述了他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并提出了脱困之策。
习近平在讲话中除了重申坚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外，还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把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都讲明白了，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图源：新华社）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流播甚广、也引发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焦虑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以及中共要领导工人对民营企业进行剥夺控制等言论，习近平也进行了直接回击。他以三个“没有变”宣示中共将继续坚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态度，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创造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突破以前中共话语对民营经济的政治定性，将民营经济视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到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性，以及江泽民曾提出的“三个代表”。邓小平当年一句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让从毛时代开始就饱受改造和专政之苦的知识分子摘掉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激发了他们参与改革开放的政治热情。而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开放资本家入党，也被视为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同样也起到了激发这个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论述，都因应当时的时代变化，拓展了中共的政治根基，推进了中国政治与经济社会的进步。所以，在中共正加速向其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很多人担心它会不会再走上“毛左”道路的今天，这一论述具有不可被忽视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并不讳言近年中国民营经济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且指出了这些困难产生的内外原因，承认“当前一些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必须高度重视。”这和近年来中共官媒及官僚体系一直试图遮掩和回避问题的态度形成了明显对比。
其中尤为难得的是，对于政策在创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性和人为扭曲，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坦率承认，展现了这个共产党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和敢于自我批评的磊落态度。习近平表示：“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比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就像习近平日前讲话所坦诚的，民营企业的一些困难来自于不少政策创制和执行时的扭曲（图源：VCG）
为帮助民营经济摆脱困境，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对症下药，提出了六条具体举措。第一条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涵盖了多项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大减税力度、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等措施。
第二条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是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开出了具体处方，如要求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监管考核与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等问题；承诺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发挥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投资、股权和债券等融资渠道。特别是针对正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给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有关方面和地方要抓紧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对地方政府加以引导，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业进行必要财务救助。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可以自筹资金组建政策性救助基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在严格防止违规举债、严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前提下，帮助区域内产业龙头、就业大户、战略新兴行业等关键重点民营企业纾困。”
另外，第三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四条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第五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及第六条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既是原则性要求，也都抓住了民营企业家的关切。
综合来看，如果说此前几轮中共最高层对民营经济的回应，包括习近平视察东北、广东时就民营经济的谈话和给民营企业家回信，主要停留于安抚和稳定人心层面，那么习近平在本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了，把要出台的具体措施也讲明白了，甚至于把中国官僚体系及官员在政策创制与实施中根深蒂固的各种弊病也端出来说透彻了。虽然从领导人讲话到政策制定、实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且政策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也依旧可能会因为中共的制度惯性与官僚行为而出现制度性的或人为的扭曲，但坦率说，对当前身陷经营困境、在“国进民退”和“退场论”风潮中正胆战心惊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来说，这次讲话确有如沐春风之感。它不仅极大缓解了社会焦虑，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还让不少人对新时代中国经济是否会开历史倒车、向“毛左”回归的担忧也得到有效缓解。
透过这个讲话，我们也看到了中共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的传承，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发现社会和政策问题，找到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迅速给出解决措施。对于中共而言，这样的反思难能可贵，这样的自我纠错能力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优势，需要继续保持。
但与此同时，也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早就写入宪法和中共党章，民营经济更是已蓬勃发展为国民经济重要构成的背景下，那些否认、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还能掀起令社会心绪不宁的波澜？
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近年中国民营经济确实遇到了严峻困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显示，近几年来国企融资情况得到大幅改善，民企融资情况却在持续恶化。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企实现利润总额15,294.3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6%，私企实现利润总额12,591.5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高达31.1%。而内部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外部中美贸易战等多重因素叠加，更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和经营压力。据“上证报”资讯统计发现，截止今年9月，已有46家民营A股上市公司宣布获得国有资本接盘，其中有24家属于控股权转让，国资借机并吞民资的情况确实在发生。经营成本不断上涨，融资困难无法解决，利润大幅萎缩，再加上股权转移事件的大量发生，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没有“民营经济退场论”或“国进民退”的论断出现，其它类似言论也会自然冒起。
今年以来，内有经济结构转型、外有中美贸易战，相互叠加，不断加剧中国民营经济的困境（图源：VCG）
第二个制度上原因是中国官僚体制和官僚思维的内在弊病。主要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不少经济政策的创制和实施非常粗糙，完全脱离了政策的实践逻辑，使得政策的实践效果和创制初衷完全背反。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企直接抽贷断贷；在“营改增”规范征管过程中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税负；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的适应程度和预期紧缩效应；在城市治理和环保风暴中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一刀切”。其二是中共官僚及官媒为了政治安全，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不仅遮掩政策创制和实施中因为自身无能而造成的效果扭曲，对事实上正发生的“国进民退”和民企经营困境也视而不见，甚至完全矢口否认，拖延乃至加重了民企的担忧和困境。其三是一些官僚或出于政治投机，或出于自身认识问题，将国企当作是中共的亲儿子，进行资源倾斜，却把民企当“野儿子”对待，根本无意于解决民企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其四是个别共产党“极左”理论家和官员趁机兴风作浪、宣扬消灭私有制乃至鼓吹中共要带领职工分享民企利润，唤醒了人们对毛时代极左路线灾难的恐惧，加重了社会对中共可能走“毛左”回头路的担忧。
第三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共奉为圭臬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里面，私营经济一直都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作为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权威文件，《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尽管这只是马克思（Karl Marx）年轻时血气方刚的主张，并非他的全部理论精髓，后来他自己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由于该主张的激进态度非常契合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被一些人不断拨高。列宁（Lenin）创建的苏联及后来的第三国际，基于动员赤贫工人群体的需要，更是将“消灭私有制”神圣化。近代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时，同样出于有效动员广大赤贫农民和工人参与革命的考量，将“消灭私有制”放到了神坛位置，并在建政后不久就付诸实施，造成极大政治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吸取历史教训，承认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邓小平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个有利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正当性，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从而在政策实践层面对马克思当初的过激主张以及苏联和中国在毛时代的原教旨社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修正，从而有力支撑了过去40年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的蓬勃发展并推动中国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但由于在政治理论层面，中共迄今为止仍未放弃“消灭私有制”的教条，依然把“消灭私有制”作为终极施政目标，导致民营经济始终悬着一颗心，被消灭的恐惧就如一把悬在他们头顶的利剑，一旦遇到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草木皆兵、惴惴不安。
如此，再加上中国宪法和法律权威尚未有效建立，人治的色彩依旧非常浓厚，共产党的专制情愫和国家暴力偏好，与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般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互相巩固加持，故那些论调才能在明明违宪情况下依旧掀起巨大波澜，不少人只要听说到“消灭私有制”或“私营经济离场论”的风声，就会后背脊发凉。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铲除导致上述问题的病灶，就必须对症下药。有四副药可供中共考虑：
第一，必须尽快将习近平讲话承诺的六条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实实在在解决民企困境，以解民企燃眉之急。第二，必须严厉整顿官僚系统，革新官僚思维，即要看到中共体制优越性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这种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所固有的“对上不对下”和“宁左勿右”的制度弊端，在政策创制和实践过程中既要注重理想性，更要注重实践可行性，要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回避和遮掩问题，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承诺落到实处。第三，中共要割除人治、建设法治，有力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依宪治国，建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权威。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是要在理论层面，归纳总结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将“消灭私有制”的原教旨社会主义主张请下神坛，彻底重建新的、现代化的、适应于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彻底消除民营经济恐慌、鼓励他们参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拓展中共执政根基的治本之策，也应该是习近平思想的最关键内容。既然民营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已经是“自己人”，还有什么担心和疑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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