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锐绍/「六四」前的群众运动发展至5月19日，因为李鹏突然宣布戒严而火中加油，群情上涨。怎样解开这个结？怎样避免进一步冲突？是必须马上处理好的问题。但很可惜，自从赵紫阳失势后，新的当权者完全反其道而行，形势更有一触即发之险。这段期间我在北京採访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到了20世纪的中国仍是一派封建而老气横秋的古老之风，宫廷内斗完全凌驾国法，号称「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一个傀儡。而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逢彼之怒，成为日后我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另一条导火线。这个过程得详细道来。
在正常的议会制度中，议会可以监督政府。在中国，这个责任应该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行职责。所以，当紧张的形势发展到5月20日戒严之后，一批有责任感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应该站出来讲话了。而当时正在北美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在5月22日首次公开肯定这次学运是一次爱国运动。
本来，这种表态可以暂缓剑拔弩张的气氛，但新的当权者不单没有及时取消戒严，反而继续指摘学生搞「动乱」。于是，其他全国人大代表也憋不住了，要求万里提早返国。万里鑑于形势紧迫，也缩短行程，在5月23日决定返国。
57人大常委联署要求万里返京
当这个消息传返北京时，有57位全国人大常委在5月24日决定联署信件，要求万里返京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稳住局势和妥善处理群情。当时的发起人是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而替他到处奔走收集签名的人，是有「曹破产」之称的改革派----曹思源。
按法律而言，这些行动完全合法；按时势而言，此举也合情合理。可是，新的当权者却认为这是向他们施压，甚至逼他们下台的斗争行动。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这是赵紫阳的垂死挣扎，串通胡绩伟等人大常委，再透过他们拉拢万里，最后利用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反扑。说得直接一点，这已演变成一场宫廷斗争。按照法律，人大常委会有权罢免李鹏，所以，绝不能让这次紧急会议成功召开。
结果，当57名全国人大常委联署信件之后，有关方面马上出动大批人手，向每一位已签名的人大常委晓以利害，并要求他们公开澄清没有签名，或取消签名。在种种压力下，有些人大常委只能顺应要求。
更重要的是，万里本来在5月25日直飞北京，但在进入国境上空之时，飞机却不知何故地转飞上海，对外则以「健康理由」暂且在上海休息。无论从什麽角度看，这种安排也是非常突兀的，万里为何不可以在北京休息？而要转飞上海？如果他真的有病，那又是什麽病？官方一直没有透露。所以，外界当时猜测，也许万里转飞上海是有关方面特别安排的，作用是要向他晓以利害，让他了解最新变化和人事已非，及早作出选择，站好队。
为中国法制痛心知难而上
如果这个过程真如外界所言，那麽这就是宫廷中一场先下手为强的搏斗了。也许，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有些人认为是无可避免的，但从法律角度看，这完全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律的执行，把斗争凌驾于国法之上，千年不改，能不令人悲哀？
由于人大常委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当时由我独家报道出来，所以也引起新当权者的注意。从我的角度看，我只是尽了新闻界的天职，努力把应该报道的事情都报道出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当时我的思维很清楚，不会偏帮任何一方，也不要介入其中。至于刊登这则新闻有什麽后果，那不在我的首要考虑范围之内。所以，我还是报道了，并引起颇强烈的反应。后来，新当权者为减低影响，要求已签名的人大常委否认其事。因此，我后来还把他们有份签名的函件刊登出来。这完全是从保证新闻真确性的角度出发。
但不幸的事来了。有关方面认为我这个报道是「一次有组织的阴谋」，先由赵紫阳串连胡绩伟，再串连曹思源，最后串连到我身上，藉覑我的报道在社会上製造舆论，对新掌权者不利。这种无限上纲的结论，完全超出我的想像。我只是从自己的渠道取得消息，完全不涉及任何一方的权力斗争。事实上，当时赵紫阳已无力跟别人斗了。继续穷追勐打只是一种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需要而已。
20年来我回顾这段历史，我不是因为自己新闻获罪而伤心忧虑，而是为了中国的法制贱如死土而痛心。正因如此，我才感到应该知难而上，否则中国一万年后，法制建设也只是死水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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