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全面指责中国”的演讲，被媒体指出符合该研究所一贯的原则，其中引用了该研究所多名高级研究员的观点，从中可以窥见美国智库对于决策层的影响。中美贸易战至此，美国政府频频亮出美国智库观点，而中国政府的对外措辞中却难觅中国智库的声音，没有发挥其本应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近些年中国也注意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打造“智库国家队”。仅从政策角度，这是有利于中共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的。但现实情况却千差万别，尤其人们对于中国智库能否保证其独立性上一直持怀疑态度。那么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中国智库面临着怎样的环境和发展困难，又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共又该怎样对待这样一新兴的组织群体。就此相关话题，专访了中国民间智库安邦咨询的创始人、董事长、首席研究员陈功。
该访谈将分五期系列呈现，此为访谈第一篇，主要谈及中国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之分，以及智库“独立性”这一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能理解为毫无作为，胆小怕事（图源：VCG）
由于中国日益在国际中的话语增多，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战略（图源：新华社）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外界视为具有战略性质，毁誉参半
记者：安邦咨询将自我定位于“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我们注意到“民间智库”这样的表述，能否从安邦咨询的历史谈谈你对中国“民间智库”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官方智库”的理解。
陈功：
中国当前处在一个智库大爆发的时代，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大背景有关：一是中国国际国内发展的需要。作为有近14亿人口、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在国内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要解决认同问题，需要智库的研究和谋划。二是中央对发展智库的要求和支持。发展智库已写入中央文件，再加上国家巨额的资源投入，众多智库应运而生实属必然。
诞生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一家战略型跨国独立智库，创建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25年历史。25年的时间是几代人的时间，说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很多了，“民间智库”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自己更在乎的是“独立智库”这四个字，这是我们自己的说法。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成都、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等多地拥有分支机构。作为一家战略型的民间跨国独立智库，安邦智库拥有数千家政府和企业客户，安邦智库的研究业务覆盖了六大领域：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新疆及中亚研究等。安邦智库的研究特点是以信息分析为基础，以大规模复杂知识为系统，进行可持续的跟踪研究。我们的很多重大的战略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的。
安邦智库的成功，还得益于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利用市场营销取得营业收入，同时，还用自己的收入确保了研究的独立性，财务的独立和方法的成熟，在近25年的时间里，为安邦智库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政府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今天还有很多民间智库，其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这类智库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类机构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因，其发展受到抑制，对公共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思想、理念宣扬为主，虽然有独立性，但还处于“争取理念空间”阶段，现实性和建设性不强。
第二类机构以规范的咨询公司和研究公司形态出现，在其服务领域中涉及公共政策，它们具有独立性，也有一定的研究水平，但在获得研究课题和资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视，难以与官方机构竞争。由于要为生计考虑，这类机构往往饥不择食，难以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
第三类机构是各大学、研究院所的相关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比官方研究机构有较多的独立性，但研究资源本质上还是间接来自政府，研究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近年由于“拉课题”的压力，它们的研究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与民间智库形成对照的是官方智库，但问题是官方智库的独立性是个大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需要做的，不是由政府投入资源去成立一家家豪华的官方智库机构，而是要放开“市场”，鼓励民间机构去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智库。首先是要允许民间资金和民间机构进入这个领域，其次是要打破官方智库机构对政府咨询业务的垄断，第三是官方资源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公开投向民间咨询机构。
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这样的历史背景前所未有地向中国提出了需求：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智库，需要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间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参与。如果中国长期没能涌现出独立的、高水平的、多元化的智库机构，中国的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制定水平将长期处于令人惋惜的低水平。未来，一旦中国保持经济硬实力的比较优势消耗殆尽，中国很可能找不到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或者不知道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路径。
记者：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两者之间一大区别在于“独立性”。你如何理解独立性之于智库的意义。另外，中国的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之间，又存在这哪些体制上的差异？
陈功：民间智库并不见得就有独立性，国家队也未必有独立性，西方智库也未必有独立性，智库要有独立性，那必须从体系到服务，都有拿的出手的东西，都还是独立的。这样的标准，放在全世界衡量，也没有几个。
只有坚持独立性才能做好智库。智库研究非常强调独立性，在安邦25年的历史中，一直旗帜鲜明强调独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线。现实之中，很多研究机构对于独立性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独立性并非讲的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是指研究者坚持个人的观点，坚持机构的观点，不去跟风，不去随大流，不去搞羊群效应，不随意附和决策者，这就是独立性。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虽然有很高的学历，但研究的资历不深，却喜欢上来就讲“我是左派人士、我是右派人士”。这种做法令人奇怪，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左右的后面有怎么样的历史逻辑在里面？掌握历史逻辑、完成知识积累之后，才可以专业地表现自己的倾向性，否则就丧失了独立性。
我把国内智库分为四类，体制内研究机构、体制内的外延研究机构、体制外研究机构、民间草根研究机构。
第一层，体制内圈层。这个圈层主要指部委司局处室、政策研究室、部委院所等等。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决策研究的主力军，这个系统有几个特点，一是控制不透明的数据来源，反正数据颇有些神乎其神。二是直接受决策意图和体制内条件的影响极大，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没有多少中立性，命题作文的味道比较浓厚。三是可以直接行文出政策，导致政策成果。
第二层，体制内外延圈层。这个圈层已经是改革的产物，从原有直接拍板的部委司局处室外延到了更多的政府部门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但基本依然属于体制内的机构，有政府资金和政府拨款。包括体制内研究部门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新华社等，也包括少数地方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有直接影响力的权威人士。这个外延圈层的出现与决策越来越趋于系统化，影响、牵涉到的单位太多，利益相关方太多，常常出现一个部委机关“搞不定”有关部门的情况。
第三层，体制外圈层。这个圈层比较复杂，既包括半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挂靠研究机构，也包括外资和地方。这个圈层受到的决策意图的影响比较间接、比较少，因而自由发挥的空间反而比较大。以系统论来看，这就有助于将潜在问题透明化，因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得到参与决策进程的机会。不过，他们也有明显的缺陷，不但有外行的地方，还有象牙塔的无形束缚。
第四层，草根圈层。媒体、研究个体户、网络意见等。这个圈层的出现与科技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形成有关，实际这个圈层的意见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其他几个圈层的任何人，事实上现在已难以忽略掉网络资料和意见，完全关起门来搞决策。这个圈层的缺点是难以实现机构化，表现有些业余，在决策的节点上有帮助，但在系统层面则有明显缺陷。
在国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中国从来不受待见、也没有任何好处的“民间”帽子，竟然被一些从基因上就带有政府背景的官方智库抢着戴上——原因在于，“民间”智库能够显示研究的独立性，与官方机构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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