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二是极左势力和极左思维的干扰。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主要也是两方面。一是来自下层即民间的需要和觉醒，二是来自中上层主要是决策层的决心和主动。
民间社会肯定是需要改革的，因为多数人实际上并未公平的享受到改革的实惠，改善民生、民权方面的空间和需求还非常大。当然就民智觉醒来说，在这种体制、文化和教育背景下，多数普通人的觉悟程度确实有限，许多人即便能发现问题和弊端，但不容易认清造成这些问题和弊端的真正根源所在，一些左派人士就是这样，这正是需要持续讨论交锋和持续启蒙的。同时，就中国的权力生成和运行机制来说，下层往往是左右不了上层的，民间呼声有时根本没什么用。反过来，上层要干个什么，是很容易利用压迫型的动员体制，让中下层自觉不自觉的跟着上层走的，即便有一点反抗，最终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改革的最大阻力不在下层，甚至也不在中层，而在上层，确切的讲，在最高的中央决策层。
二十年弃绝政治改革的畸形改革，不仅带来了种种弊端，而且为后续的改革制造了强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广泛存在于社会的上、中、下层，而这些人中不少是拒斥改革的，因为改革将直接威胁到他的既得利益。然而无论多么强势的利益集团都不是特别可怕，可怕的是主导改革的人本身就属于这个集团，最最可怕的是，主导改革的集团本身已异化成一个利益集团，那样的话，改革就真的泡汤了，至少在短期内就让人看不到希望了。但如果主导改革的人里面，还真有些人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特别是掌握关键权力的领导人不属于哪个利益集团，那么只要他还想中国变得更好，还知道改革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还愿意实行真正的改革，还有魄力和智力进行改革，那么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的主导者里面，是否有自外于任何抗拒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清流呢？如果有，他是否知道改革的正确方向在哪里呢？他是否具备足够强大的改革眼光、魄力和智力呢？尤其是掌握军权的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掌握行政大权的国务院总理，他们是否是这样的人呢？当然我相信是，因为胡温的民间形象还算不错。但光是他俩是还不行，还要多几个人是，这样的话，正确的改革共识才更容易达成，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才会令人稍感乐观。一句话，改革能否打破坚冰，朝正确的方向大步迈进，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央决策层，取决于决策层组成人员是否具有足够的理念和知识、良知和勇气、智慧和技巧。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决策层的理念和所掌握的知识是否够现代？是否具有良好的现代政治学知识和公共治理知识？实际上，包括中共九大常委在内的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是理工科毕业，不得不说，他们的先天知识结构，对于从政来说是个缺陷。因为一般而言，不具备现代的政治学和公共治理知识，就不可能树立现代的政治理念，那么你要指望这种领导人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拿出可行的改革办法，也许是比较困难的。即使他主观上想改革，但是理念素养和知识结构肯定会限制他。当然，在极权体制下，有无正确的理念和现代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懂得官场潜规则，如此，即便是个文盲半文盲，也可在中国官场如鱼得水。但是，对复杂的现代政治，对现代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对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的大国来说，不掌握系统的政治学知识和公共治理知识，是肯定当不好领导人的。而现代的从政理念和知识，恕我直言，在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的故纸堆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在所有的革命领袖那里也是找不到多少的，必须放开眼界，海纳百川，虚心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可能尽快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现代的从政理念。当然，我也看到，随着国门的开放，各种信息来源的丰富，我们的理工科出身的领导们确实正在与时俱进的努力学习，不断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现代政治素养，这是完全值得肯定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
其次，有了现代的政治理念和知识，当然就容易察觉现存体制的弊端，也就知道国家应往哪个方向改。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中国这么一个历史包袱较重、情况复杂的大国，贪图安逸的人、只图自保的人和胆小的懦夫是绝对无法承担起领导改革的重任的。真正的改革者，他必须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对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对阻碍人民奔向自由幸福的人和事、环境和制度深恶痛绝，而且要具有为天下担当的良知，具有为改变现状、造福人民而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具有排除万难、勇往直前、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和韧劲。欠缺这一点，必然不敢攻坚破难，必然把棘手活留给下一任，如此一任推一任，改革就会成一句空话。但拖不是办法，怎样拖都是拖不长久的。想当年，清朝皇族也企图拖延改革，结果如何，本来可以顺利的维新变法图强，一方面国家变好，一方面皇族的利益也可大体保全，结果拖来拖去，革命党等不及了，清朝一下就土崩了。
其三，正由于中国的改革任务异常繁重、阻力异常巨大，因此决策层除了要有现代的从政理念和知识，有足够的从政良知和改革勇气，还要有足够的改革智慧和技巧。他们必须懂得广泛吸收各种意见，对改革作出整体的蓝图规划和路径设计。他们必须分得清改革的轻重缓急，善于抓住关键，突破重点，统筹兼顾，系统推进。他们必须巧妙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最大限度的激发和争取支持因素，策反和削弱反对因素，力争四两拨千金，用最小的代价收到最好的改革成效。我认为，中央决策层特别是主要的权力拥有者，如果真心推进改革，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此时尚存的权威，以高度的智慧推进改革。须知，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随着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坐大，这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注定以后的领导权威会不断下降，以后再要由上层来推进改革，将更其困难，那时要么是民间逼着改革，要么是利益集团逼着不准改革，矛盾一尖锐，改良就有可能嬗变成革命。因此，应趁此时举国还比较相信中央决策层，相信主席和总理这样一个氛围，运用你们的智慧和技巧，不失时机的推动各层面的改革。
总之，中国的国情决定，改革的关键在上面的决策层。改革既关涉人文的理想情怀，更是一门科学，因此做这件事需要正确的理念和合格的知识，需要高贵的良心和无比的勇气，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日益娴熟的技巧。理念和知识是行动的基础，良心和勇气是不可缺少的动力，智慧和技巧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中国的决策层如果具备了这三个素质，哪怕阎罗王挡道，也是可以制服它大步迈向前方，走出一片改革的新天地的。反之，我对改革的信心将明显不足。
为此，公共知识界的责任就是，行动和言说并举，一方面以行动推动改革，推动社会向善趋好，一方面以言论启蒙民众，启蒙官员包括中央决策层，鼓励、支持、拥护、帮助各级官员特别是中央决策层及早建构这样三个素质，以此推动中国的改革早日走出踯蹰不前的困局，向纵深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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