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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富豪、神秘基金:一个中国数学神童的伦敦牢狱之灾

在被谴责为知识产权窃贼并被赶出对冲基金业之前,在成为高盛银行家或数学神童之前,徐珂只是中国湖北省一个喜欢解谜题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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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是政府初级文员,没有多少钱,所以徐会在房子里搜寻旧的代数和科学教科书。他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和脑筋急转弯,比如公社想要造40台拖拉机,应该买多少个轮子?

徐珂16岁时,他的老师认定他是一名有天赋的学生,并推荐他拿到了新加坡莱佛士学院(Raffles Institution)的奖学金。这是一所著名的英式寄宿学校,其拉丁语座右铭是Auspicium melioris aevi(未来的希望)。 在校期间,徐掌握了英语,并且名列前茅。

从莱佛士毕业后,他移居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最终以250分的成绩获得年级第三名。毕业后,徐接受了一位曾经在伦敦金融城工作过的教授的建议,申请了高盛的毕业生计划。

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加入高盛,很快就以他敏捷的思维和勤奋的工作态度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信用衍生品定价团队中的其他人和徐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极客。

虽然徐很喜欢这份工作,但他并不觉得工作具有挑战性,而且他也不完全认同高盛对于金钱和权力的崇尚。

在领英上,他描述自己的职位为“dude”(老兄),并在技能一栏写道“bread and butter making”(养家糊口)。

身高5英尺多,戴着一副眼镜,徐显得无所畏惧,但他的自信是坚定的。“我是天生的明星交易员,擅长数学、商业,勤奋、有竞争力、有远见、精神强大。”

根据对徐珂的诉讼证据,他曾向他的女友孟阳吹嘘: “我不能辜负我为自己设定的巨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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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初入伦敦金融城

2012年,随着信用衍生品几近过时,徐珂也认为是时候换份新工作了。

于是,28岁的徐再次在伦敦金融城里申请工作,并在G-Research找到了一份工作。

G-Research隶属于De Putron基金管理集团旗下,创始人Peter de Putron是一位深入简出的英国对冲基金大佬。

G-Research的网站将公司定位为量化研究的领导者,其口号是:Create today. Predict tomorrow(今天创造,预测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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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earch旗下的基金与创始人一样神秘。徐和他的新同事对公司的运作或资产规模知之甚少。但他们知道,从办公室的严密保障和他们被要求签署的强制性保密协议来看,他们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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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earch主页

量化交易注重流程而非风格。量化策略是严格科学研究的产物,使用电脑的计算力来识别套利空间,并通过反复运行模拟以寻找具有最小风险兼最大回报的交易。目的是通过自动化而排除使交易失败的人类因素,包括贪婪、恐惧、无纪律等。但计算机只能做程序编好的事情,所以人类的参与仍然至关重要。

徐发现自己的工作很孤立。日常工作就是在G-Research的“安全区”编写代码。“安全区”只能通过生物识别指纹扫描仪和重量传感器的特殊通道进入,传感器旨在检测进入或离开该区域的未经授权的设备。

他知道这个对冲基金几乎没有外部资金,因此基本上就是他老板的私人投资办公室。

De Putron,他的员工称为P de P,每天打电话来检查他赚了多少钱。金发碧眼的De Putron,有一副跑步者的骨架,他偶尔会出现在办公室里,穿着白衬衫,休闲牛仔裤和运动鞋。对于徐来说,他看起来和蔼可亲,身带贵族气息,以及在英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伊顿公学养成的良好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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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e Putron

徐在加入G-Research几个月后获得的第一笔奖金彻底打破了他对于对冲基金精英的任何幻想。 “奖金只有3000镑。”他在给孟阳的在线留言中说:“Fxxk me,为什么?虽然只是12月一个月的奖金,但也太垃圾了,它应该更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末加班工作,并常常向他的主管Ben Handley汇报。他提出了20个交易策略,用量化术语就是发现了20个信号,并在无休止的模拟中对这些信号进行测试。其中7个被证明能够盈利,可以被母基金De Putron采用并投入到实际的市场交易中。

在2014年初,随着他的第二年奖金宣布日的接近,徐感到乐观。“如果我今年获得110万英镑,明年应该是330万,”他告诉孟阳。 “后年将是1600万,然后是1亿。”出乎意料的是,主管Handley告诉他,他将获得40万英镑(当时约为400万人民币)的奖金。这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县城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却远远低于他的期望。

徐在工作上的投入影响了他和女友的感情,尤其是异地恋更加不易,他与在香港担任律师的孟阳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我真的爱你,但我也必须赢,”他一度写道。在得到他的奖金后,他决定,与其每周花几个小时与她打电话,不如离开并回到中国。这样,他会离孟阳更近,而且亚洲也更能发挥他的雄心壮志。

当他计划辞职时,徐开始私下接触同事发现的交易信号。至于他究竟为什么这么做,目前仍有争议。 G-Research后来指责他窃取交易策略,以便他可以将它们用于自己或竞争对手的公司。徐说是因为他需要编程上的灵感。但他也承认,如果他有现成的信号提供给潜在的雇主,他有更好的机会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份好工作。

但是,除了G-Research办公室的物理安全协议之外,还存在一个问题:该公司对其运行的交易代码进行了加扰,特别是为了防止它们被复制。所以徐建立了一个可以翻译它的反编译器。

在2014年的几个月里,依然在G-Research就职期间,徐珂就穿着运动裤,在伦敦南部一个偏贫困的地区从他的公寓远程工作,使用安全令牌登录系统。他在3月份登录了336小时,也就是整整14天;四月和五月,登录了15天;六月份,17天。

在一块屏幕上,他一点点看到了他雇主的秘密。另一块屏幕上,他会播放他最喜欢的乐队凤凰传奇的视频。与此同时,他正在寻找一份新工作。他在亚洲拿到了两个Offer,但没有向公司透露。

他一度拥有一个看似前程似锦的未来。

徐珂和孟阳于2014年7月在伦敦的丽兹酒店结婚,双方父母出席了婚礼。

7月29日,徐的母亲带着臌胀的行李飞回湖北。里面有她儿子给她的几个电子设备,包括台式电脑。

在接下来一周的一个晚上,徐珂清理了他在G-Research的办公桌,将一些文件和一本笔记本装入手提箱,然后在主管Handley的桌上放了一封辞职信:“在G-Research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徐称赞了该公司有竞争力的薪酬,并表示他因家庭原因离开,“辞职后,我暂时没有计划其它事情。”

徐珂在他的公寓最后登录了一次系统,然后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02

突然离去引怀疑

徐的突然离去立即引起了怀疑。第二天早上,G-Research的保安人员审查了前一天晚上他的活动录像,公司的律师也紧急地拿到法庭传票,要求徐珂退还他拿走的所有东西并交上他的护照。但那时,他已经飞在3万英尺的高空了。

De Putron的公司迅速聘请了Allen&Overy LLP,一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的顶级律师事务所。

当徐珂在香港国际机场落地的那一刻,已经有Allen&Overy的人在等他了,“你是徐先生吗?”这人问道。徐说他不是,并匆匆赶到出租车排队处。

律师费尽千方百计,去找了一位香港法官并获得了对徐的旅行禁令。G-Research担心他下载了运行其算法交易的软件,要么自己使用,要么交给竞争对手。量化市场的交易策略总是很相似,一个策略多久失效取决于使用它的交易员的数量。任何使用De Putron策略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从其口袋里掏钱。

第二天,徐回到香港国际机场试图飞往中国大陆,但他被告知不能离开。于是,他去了边境附近的火车站,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妻子的母亲和父亲。他给了他们一台台式电脑和三台笔记本电脑。 “把它们交给我父母,”他说。在离开之前,他妻子的父母给了他一个装满羊排的泡沫箱,一点家乡的味道。

没过多久,Allen&Overy的律师再一次追踪到徐,这次是在他妻子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厅里。一位代表告诉他,他必须透露他的手提箱、文件和所有电子设备的位置。徐回答说他只有一台苹果手机。 G-Research随后向伦敦警方报案,后者搜查了他的公寓并与中国官员取得了联系。

2014年8月14日,香港警方在徐珂妻子的公寓里逮捕了徐珂。徐被逮捕时一点也不惊讶。其中一名警员找到了一盒羊肉,并询问里面是不是被肢解的尸体。显然不是,徐回答说。警员把他带到了城中的监狱。

当英国警方要求将徐引渡到英国进行刑事指控时,他欣然同意前往。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想,我希望它能尽快结束。 2014年12月,他乘坐飞机与后排三名警察一起回到英国。

回到伦敦后,徐被拒绝保释。他一直被拘留到2015年6月,当时他承认犯有欺诈罪。在他的书面声明中,他承认为了个人利益而对55个G-Research交易策略进行逆向解构。 7月3日,他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算上假释和已经服过的时间,他可以在一年内被释放。

法官说:“大多数出现在我面前的人只能梦想你获得的那种奖金,而你本可以在未来继续受益。”

在整个案件中,徐否认曾保留G-Research的代码,也没有向任何人展示,或者制作副本。

但问题是,他的前老板不相信他。

03

私人诉讼和私人侦探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大约95%的交易都由算法完成。从人力到机器的转变,为最成熟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带来了盈利机会,但也令人头疼。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策略能在袖珍设备中被转出,但金融公司和法律系统却无能为力。

少数备受瞩目的代码盗窃案件的处理也不一致,法官和检察官对数字犯罪存在分歧。被指控下载数千行代码的高盛程序员谢尔盖·阿莱尼科夫(Sergey Aleynikov)在六年的辗转反复中,最终被再次定罪。尽管被判刑八年,他服刑一年后就于2012年被释放。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指控在纽约的Two Sigma Investments LP偷窃代码的中国籍量化交易员被判刑10个月,他在服完刑后就飞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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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y Aleynikov

在英国,抱不平的金融公司还有另一种工具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英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古老的体系叫做私人诉讼。这种方法允许所谓的受害者自己调查和起诉犯罪者,如果国家不这样做的话。

从理论上讲,任何想提起刑事诉讼的人都可以使用私人诉讼程序。私人诉讼过去由一名被谋杀的少年的父母发起,但是立案很昂贵,所以现在这种做法主要是由企业和亿万富豪使用。

司法部不提供有关私人诉讼的准确统计数据。英国高级法官表示他们最近注意到了此业务的增长,因为国家诉讼程序在应对更复杂的欺诈案时,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有所作为。批评者警告称,任何此类体制的崛起都可能形成一个更好地为富人服务的双层司法制度。

不过,如果案件是虚假的或不符合公共利益,司法部长、州检察官和法官都有权撤销私人诉讼案件。

在判决期间,De Putron的公司有机会介入徐的案件,法官依照刑事诉讼法(criminal-proceeds law)发布命令,迫使徐透露是否依然持有机密信息并说出他向谁透露了这些信息。如果徐珂不遵守,他将面临更多的刑期。为了执行法官的命令,伦敦警方于2015年12月将徐珂拉出监狱并对他进行了审问,徐珂以“不予置评”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警方调查停滞不前之际,G-Research开启了私人诉讼程序,以查明到底谁看到了这55个被盗的交易信号,以及发送到中国的电脑中存放的内容。公司聘请了私人调查员、专业律师和法证IT专家,收集了足够多的证据并将案件带回了法庭。

7月,徐被判刑一年之后,也是他预期可能被释放的前一个月,他从Wandsworth监狱被传唤,宣判他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并被遣返回了他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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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sworth监狱

审判于12月开始。徐被指控涉嫌丢失计算机、偷窃代码,以及他未能透露到底谁知道了那些交易信号以及他在哪里保留了副本等五项罪名。尽管他的前雇主正在支付律师的账单,但根据私人诉讼的规定,前雇主依然和作为英国政府代表的陪审团进行了交谈。

徐,第一次作为证人出庭,否认拥有G-Research软件的副本。当被问及他是否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些被公司估值3000万英镑的交易信号时,他回答道,“不。这会给公司带来麻烦,这对我来说也意味着麻烦。”

然后他进行了一系列奇怪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他不能归还他送到中国的设备。他说,其中一台电脑被借给亲戚后被偷了。他的父母把剩下几台电脑投入了长江。当他解释说有一台电脑与已故的叔叔一起被火化时,法庭上迸发出了笑声。

G-Research的律师还质疑徐在离开英国之前所获得的工作机会。

徐珂的一个offer来自Cubist Systematic Strategies,这是Point72旗下的一个部门,Point72是亿万富翁史蒂文·科恩经营的私人对冲基金。

科恩自己也深陷丑闻,虽然科恩本人从未被指控过,但他的前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s的几名员工在一次内幕交易调查中被判有罪,且最后认罪,并支付了18亿美元的罚款才摆脱指控。

徐回忆说,2014年6月,他飞往康涅狄格州去面试,并在办公室里短暂地遇见了科恩,周围都是交易屏幕。科恩告诉徐,Point72是一个任人唯贤的地方,如果他努力工作,他会得到奖励。 “每个人都爱我,特别是科恩,”徐后来告诉他的妻子。他否认了G-Research的指控他曾向Cubist提供任何机密策略,因为他说,他相信科恩不会冒险使用它们。 “他之前已经支付了巨额代价,”徐告诉陪审员。 “他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Point72拒绝评论。)

当徐珂年迈的母亲卢娟荷通过中国某地的律师事务所参与视频会议并作证时,互联网持续掉线。

终于连接上后,一位英国律师要求法庭翻译让一位中国律师问卢是否有说出全部真相。会议中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卢解释说,她从儿子那里拿到的电脑,加上硬盘,苹果手机和一些存储卡,都是儿子给她的礼物,因此应该算作她的财产。

她回忆说,一名律师曾到过她的家中,试图要回它们,这让她非常愤怒,以至于她于12月30日凌晨5点醒来,与丈夫一起驱车前往长江,并将其中的一些投入江中。

G-Research律师詹姆斯·海因斯挑战卢,“你撒谎了,你那天早上根本没有离开你家,是吗?”

她问他怎么知道这一点。

“你在被私人侦探监视,”他回答道。卢娟荷惊呆了。

“你是怎么派出这名私家侦探的?”她问道。

“他们在看着你,”海因斯说。

原来,中国侦探跟踪了卢和她的丈夫11个月。两名调查人员作证说,他们租了一间附近的公寓,并在一辆汽车中换班监视这对夫妇。

他们拍摄的监视照片显示,就在徐珂父母说自己把电脑投入长江的那天,徐的父亲,一位患有心脏病的退休会计师从1点到5点一直在打麻将。调查人员还制作了他们每小时拍摄这对夫妇门口的照片。从12月30日凌晨4点28分开始,以反映那天早上他们一直在监视。

2017年1月,陪审员认定徐犯有私人诉讼中的五项指控中的两项罪行,并裁定虽然他对未归还的电脑不负责任,但他没能正确解释被盗信息的去向以及谁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法官于是判他追加18个月刑期,法官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的价值。”。

04

神秘的前雇主

如果徐不是受雇于De Putron,他的法律纠纷可能会到此为止。

但他的前雇主还没有和他完事。

De Putron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这回也不例外。他的发言人Paddy Harverso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私人空间的人”。从公开资料到对现任和前任员工的采访中可以将关于De Putron的一些信息拼凑起来:他在英属根西岛长大,这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个离岸避税岛。他的父亲是当地的政治家,姓氏是岛上传统的一部分。根西岛首府圣彼得港附近的一条道路被就称为Rue de Pu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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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e Putron于1997年创立了他的对冲基金,并获得了乔治·索罗斯的种子投资。

“他迫不及待地进入了高频交易”,亚历克斯说。

亚历克斯是De Putron的朋友,也他的早期投资基金——Centenier的前主席。 “这是一场军备竞赛,比拼开发系统和聘请专家”,亚历克斯在2000年前后离开了该基金。

据媒体报道,在1999年,De Putron基金管理着大约1亿美元的资金。徐也认同这一估测。到2014年,资金池扩大到了30亿至50亿美元。

De Putron的发言人对这一估计提出异议,但拒绝详细说明。虽然该基金规模庞大,但前雇员表示,这些资金绝大部分都是De Putron的。

统计全球亿万富翁财富的机构,包括彭博社,从来没有从未将Peter de Putron列入富豪榜。甚至对冲基金的名字也笼罩在神秘之中。该发言人表示,曾经有一家名为De Putron Fund Management的实体,但它不再存在,并且组成De Putron业务的公司集团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在G-Research伦敦办公室工作的量化交易员创建算法交易软件,然后交给根西岛办公室使用。据一名前雇员说,岛上的交易员轮班工作以保持全天候运转。

他们的工作是保证软件运转正常,检查错误并进行调整以应对意外的市场变化。该消息人士称,去年该集团的利润约为7亿美元,De Putron公司发言人依然否认了这一消息,并补充道,“这些信息不属于公众知识。”

关于De Putron的少数媒体报道都集中在他深厚的政治关系和他早期的法律纠纷。他的公司向执政的英国保守党捐赠过超过60万英镑,其中大部分捐给了立法委员安德里亚·利登(Andrea Leadsom)。Leadsom在2016年的首相竞选中失利,现在是下议院的领导人(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据英国媒体报道,Andrea Leadsom与De Putron的一名员工结婚,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她也曾为De Putron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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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为Andrea Leadsom,因支持脱欧在英国政坛走红,曾在卡梅伦下台后与特蕾莎·梅争夺英国首相一职,但于最后一刻宣布退出竞选,特蕾莎·梅随后任命她为下议院领导人。

至于诉讼,De Putron去年针对太阳报的所有者提起了诽谤诉讼,指控其错误地将他与一起离岸税务丑闻联系起来。该报最终发表了更正声明并道歉。在父亲去世后,他还在家庭贷款案件中起诉了他的兄弟和兄弟的前妻,指控其作为遗产管理人的受托责任。

也是在那时候,De Putron卷入了另一场法律纠纷,这场纠纷预示了他的公司为何对徐珂紧追不舍。

这之前一年,由五名程序员和经理组成的团队离开G-Research,并成立了GR Software&Research公司,开始运营他们自己的交易公司。

De Putron的公司首先威胁将要提出诉讼,然后在2011年正式提起诉讼。没有任何文件表明有任何东西被盗,但G-Research坚持认为这五个人已经在公司学到了他们的量化交易技能,因此任何新创立的平台都与其相似,并且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

由此产生的诉讼法庭文件为我们窥视De Putron的交易帝国打开了一扇罕见的窗口。在他们的法律文件中,前雇员将Putron描述为“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和“对保密性近乎偏执的神秘人。”

从员工辞职的那一刻起,Allen&Overy的律师就会开始一场无休止的通信和对员工采取法律行动的威胁,促使离职员工对骚扰提出反诉。

根据反诉的证据,格雷厄姆·爱德华兹,一位被誉为Putron“得力助手”的高管,向他们发送了一封威胁性的电子邮件。

爱德华兹写道:“我们将使用我们所能掌握的所有武器,来阻止你将我们认为有效的系统卖给华尔街的其他公司。无论输赢,我们肯定会拖延你,也许相当长的时间,同时我们也会向其他人发出强烈警告——不要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

2009年,五名前雇员中的两名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他们在车上发现了跟踪设备,这促使他们报警。其中一人还报告说,当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在家附近散步时,他被一辆蓝色面包车跟着,而其他人则回忆起当他们在酒吧时,被人用手机录像。法律纠纷至少持续到2014年,最后以保密条款解决。

几年后,当徐在Handley的办公桌上留下辞职信时,徐知道这个案子。在他的审判过程中,他告诉法庭,他听说De Putron因为该组的一名高级成员辞职而“非常,非常生气”。

这正是徐决定以如此匆忙的方式离开的原因之一,他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5

再次量刑

尽管被判处了18个月的刑期,但在英国的假释制度下,徐仍然可以在私人起诉定罪后几个月内出狱。按照规定,他会被送回中国,这是对外国罪犯的标准做法。徐珂于是开始思考新生活,也许是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

不过,在徐珂被判刑后不久,Allen & Overy律所写了一封信给监狱服务部,反对缓刑并称他的行为“操纵,欺骗,自私,并且侮辱了法院的权威。”与此同时,公司请求移民局推迟他被驱逐出境的时间。

当Allen & Overy律所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回应时,De Putron的公司起诉了英国政府并开始向监狱长、缓刑官员和司法部要求提供关于徐珂案的各种信息。政府的律师后来抱怨到其索要的信息之多“甚至超过了正常纸张的用量”。

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写道:“官员应该得到保护,免受这种资源掠夺和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在徐珂的服刑期结束后,他被送往移民拘留中心等待被驱逐出境,周围环绕着高墙和带刺铁丝网,是一座有实无名的监狱。

当他坐在那里时,G-Research开启了另一个针对他的法律诉讼,向伦敦的商业法庭系统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原本的指控,指控徐珂违反合同的保密条款。

在2018年1月的一次审前听证会上,G-Research的一位律师告诉法官,“我们要做的是了解事情真相。”如果竞争对手掌握了这些交易策略,他说,这将让对冲基金遭受数千万英镑的损失。律师要求在诉讼案件未审理结束之前,徐珂不能离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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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出庭并带着装满文件的塑料袋,徐珂像极了一个可怜的人物。 “被告已经受到过一次惩罚,”他告诉法官,“再次惩罚他是过分的。”他反驳说,在多年后,交易策略是否真的像冲基金声称的那样有价值,还是不一定的事。

这一次,徐珂被允许保释。他于2018年3月16日离开Harmondsworth看守所,在他第一次被监禁后的三年零七个月之后,他作为自由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从肯德基订购了一个全家桶。

同一天,Allen & Overy律所写信给英国移民局,要求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要让徐珂出境。

那个月晚些时候,徐珂在东伦敦的一处与朋友合住的公寓与记者会面。这是一个较为贫困的地区,但透过毛毛雨可以看到金丝雀码头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

徐珂穿着灰色运动服和凉鞋开了门。沙发上有一个孩子的毯子,这就是他暂时的床。徐珂建议记者到外面的咖啡厅会面,他说:“我不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被监听了。”

徐珂的朋友一直在他身边帮助他,他的一些前高盛同事甚至出钱资助了徐珂的法律辩护的早期阶段。徐珂古怪的幽默感使他在英国最大的Wandsworth监狱幸存下来,这所监狱被称为英国监管最严的监狱之一。

徐珂说,他在那里看到了暴力和毒品,但他从未受到过生命上的威胁。无聊和思乡是他最大的难题。

当被问及他是否有他妻子的消息时,徐说是的,她给了他离婚文件。他沮丧地耸了耸肩。他一直希望在2018年底前回到中国,但还没有成功。

“很难想象他们的律师还会使出什么样的策略,”徐珂说。他补充说,当他终于回到家时,他再也不想和对冲基金打交道了。

当被问及他是否做错了什么时,他回答说,“根据他们的规则,我不应该知道那么多。我知道的太多了。这就是我做错的地方。”

De Putron的朋友兼公司前任主席Ribaroff回忆说,De Putron对徐所做的事情“非常不满”。对于Ribaroff来说,他表示自己没有亲自参与此案,但此案对于伦敦未来能否保持金融中心地位至关重要。

他问,如果公司无法保护复杂的交易系统,为什么要投入资金来创建它们呢?

甚至G-Research也在法庭上承认被盗的交易策略有保质期。截至2017年底,约有一半交易策略已经到期,最初公司只是要求徐珂被监禁到2018年8月。然而,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公司和徐珂的战争仍在继续。G-Research的律师在商业法庭上被获准,可以要求徐珂交回他的工资和奖金,并透露机密信息的内容。

当徐再次表示没有更多要透露的内容时,他们以藐视法庭等理由要求法官将徐送回监狱。

在2018年6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G-Research的律师安东尼•佩托说,徐像老虎伍兹一样具有竞争力。 “他不仅要打败我们,还想击败法院,”佩托告诉法官。徐的律师克拉格认为,他的当事人没有什么可透露的,“他不能工作,他无法学习,他不能回家,他看不到他的妻子。有时要适可而止。”

法官在6月晚些时候,宣称他别无选择,只能对徐再加一个刑期,这次是13个月。 “徐先生既没有承认他的指控,也没有表示悔恨,”他说,并指出徐可以简单地通过服从法院的命令将他的判决减短为一个月。

穿着运动裤和条纹衬衫的徐珂在听到判决时皱起了眉头。法官发言时,两名法院雇员安静地进入了房间。一个粗壮的男子拿着一副手铐,是法庭的便衣官员。徐伸出手腕被铐起来,然后被带入皇家法院的走廊。另一位官员走在他们身后,拖着一个装满囚犯私人物品的手提箱。

凭借良好的行为,徐珂应该可以在2018年12月左右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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