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8）年12月10日是特殊的日子，不只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也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10周年。大约在一周前的12月4日，中国大陆则是迎来了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中共特别设定了五大主题：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习近平也强调要“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问世即将满10年，“中国民主党”等组织在纽约举办纪念活动，与会人士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图源：中央社）
中共高调宣传“国家宪法日”，对比《零八宪章》被压抑，以及刘晓波晚年的曲折，看在外界眼里，必然感觉相当的讽刺。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双方虽然强调的都是宪法与宪政精神，被背后指涉的话语却截然不同，若是不加区别混淆在一起看，反而可能陷入“张飞打岳飞”的认识误区之中。
10年前的12月10日，刘晓波与中国大陆303位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的签署运动，主张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理念基础，宣称要“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深入分析《零八宪章》全文，看得出来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在里面有着相当深厚的影子，其中包括“分权制衡”、“财产保护”等主张，虽然是当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但确实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起源。
《零八宪章》出台的那一年（2008），中国大陆刚办完奥运会，不管是民族自信还是国家实力都处于上扬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中共的统治更加趋于稳定。因而就有人认为，《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的奋力一搏。当年台湾大学发行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还做了《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结构分析，结果显示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社运工作者、自由派的学者与文化工作者为最大宗。说明了中国大陆内部的自由派精英透过《零八宪章》集结，试图推动一条面向西方宪政制度的思潮运动，而就结果来看，无疑是失败的。
2018年12月4日是中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当天刊发社论宣扬“依宪治国”，但标题被放置在头版右下角最末位置（图源：人民日报网站截屏）
事实上，若将《零八宪章》放进中国近代历史来看，不过是类似尝试的冰山一角。自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政治上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式“救亡图存”的方案。当时也是“西风东渐”开花结果的时代，例如康有为等改革派开始引入西方“共和”思想，在民国初年起草了《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后来“救亡图存”究竟路向何方，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路线大辩论，有全盘西化派，有传统文化派，其中全盘西化派又分为白色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红色西化派（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可视为这几股思潮激荡之后，在政治实践上进一步冲撞的转捩点。
这几条分歧的救亡图存路线，竞逐结果为何，1949年中共建国就给了答案。
历史选择的是强调人民性与阶级性的社会主义之路，但其他的思潮并未消弭，而是成为潜在的线索存在了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过程。
也因此人民共和国将近70年的岁月里，政治起伏不断，与内部的路线之争有着密切关系。
而中共现行的“八二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主义在国家机器运作的逻辑，有些学者称之为“党导立宪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在本质上大相迳庭。
正是由于两者的本质差异，包括《零八宪章》在内中国大陆自由派与官方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也只有厘清两者的结构性矛盾，才不会陷入“反共”与否的简单二元对立情绪之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最近出版了新书《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他不直接谈当代中国的宪政制度，而是回到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从而指出：之前的一些被视为不同甚至对立的制度中潜藏了制度功能的一致性或一贯性。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政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也无论爱憎与否，事实上其内部都含有历史积累的结果。
苏力的研究成果其实对中国自由派或中共官方来说，都应该有所启发。自由派若是老拿着西方的尺度来衡量当代中国，或是中共官方只把“宪法”当政治装饰，未能借宪法落实治理现代化，两者都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斗争，未必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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