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专制不可改良

“六四”天安门惨案已过去二十年了。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年年都在纪念“六四”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并没有认真总结出“六四”给我们当代中国人最深刻的历史教训。笔者认为，这个教训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极权专制是不可改良的。

自中共实行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以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流行见解是：“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在毛统治时期被消灭的私有经济已经松绑，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 综 合国力大幅提升。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没有能够同步改革，所以导致腐败风行，民怨沸腾。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可以保证经济改革良 性发展。然后，中国就可以在２１世纪稳步迈进世界强国之林。”这种主流阐述也得到了标榜民主的中国民主运动大多数参与者的认同。所以在历年来的民运文宣中 都充斥着向中共当局请求，诱导，进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应该说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８９年天安门运动的主旋律，这可以从广场上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宣传中得到验证。

但是，令全世界善良人士百思不解的是，中共非但没有为绝食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感化，反而用机枪和坦克来回应莘莘学子的改革要求。毫无疑问，当时绝大多数学生示 威者明显没有推翻政府的动机。他们最强烈的要求也不过是请求当局制止官倒和消除腐败，但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权派却毫不手软的向学生和和平市民挥起屠刀。悍然用“铁和火”把和平而温和的请愿行动浸没在血泊之中。

这是为什么，难道邓小平疯了，他居然不惜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撕掉伪善的外衣，暴露杀人恶魔的狰狞面目。把本来并没有反意的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碾成齑粉。邓小平甘冒天下之大不讳 。毁弃毛泽东“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祖训。背上“天安门屠夫”的千古罪名。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疯狂行动， 其 实是向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这就是“极权专制是不可改良的”。极权专制是一个没有退路的系统。你要求它改良，表明上看像是为它找了条出路。但实际是向它提 出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共产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自身体验中，深刻明白了这个体系的不可逆。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就必须一条道走到黑。这个系统的 本性 无法用“妥协”用“让步”用“谈判”用“对话”来回应任何有关体制改良的要求。 因为对极权专制而言，改良即自毁，而自毁的结果就是灭亡。

当权者从自身的权力运作的存亡绝续， 预感到“ 我们一步也不能让，退一步即无死所”的真知灼见，而我们的知识界人士，其中包括“民运人士”却缺乏这种政治敏感。三十年来，还一直沉湎于促进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迷梦中。这就使中国社会的 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处在不相对称的精神状态中。 作为当权者们，拥有全部国家机器 心知肚明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一切政治异见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而被统治阶层却一直处在幻想和期待中，盼望中共内部出现能够主导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把中国带进政治革新的时代。“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改变这种精神状 态，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六四证明中共建立的极权专制，从本质上就是排斥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革新的。所以，期待中共进行自我更新是一 条走不通的死路。

那么为什么说极权专制是不可改良的呢？

（一）我们说极权专制不可改良的第一个原因是极权专制的彻底的非法性。

众所周知，中共的极权专制是靠六十年前一场暴力造反的胜利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从确立到延续的一个甲子中从来没有经过人民在无恐惧状态下的自由选择。共产党用强制性的国家暴力连续发动史无前例的效忠和顺服运动，对凡是敢于对现政权和社会现实稍有异议和略显不满者就实施斩草除根和株连全家的打击。威权专制与极 权专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还为被统治者留下一点点寻求自我生存的空间。而极权专制则是堵塞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的自我发展的精神与物质的空间。在极其严酷的残 暴统治下，人民被彻底剥夺了本来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他们被迫变成了特权阶级奴役下的会说话的工具和任人宰割的奴隶。毫无疑问，这种统治方式从现代文明的 角度来衡量是绝对缺乏道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这个统治系统在理性与良知的审判台前是绝对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的。这就决定了它只能靠暴力与欺骗来维持 它的统治。正因为它毫无合法性，所以这个系统就必须把整部机器上的每个螺丝钉拧紧到极限。不容许有任何松动和宽容的空间。任何统治，如果不具有充分的合法 性就不能诉诸理性与民意。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改良，其实质的意义就是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而一 旦涉及这个问题就必须阐明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依据何在？而极权统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自己进行合理辩护的任何依据。

（二）我们说极权专制不可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系统的历史包袱太过沉重。

中共极权专制是自建立以来从来都是以征服者和胜利者自居。中共从来都是把自己视为太阳与救星，视人民为草芥。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党把人民当作需要领导，需要教诲，需要改造的群盲。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任何个人都是由党来加以改造的对象。都应该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被统治者划分为人民和反动分子两类，凡是绝对臣服它暴政的就被册封为人民。而对党的统治心存疑虑的就被贬斥为反动分子。而一旦被党列为后者， 党就可以对他们实行冷酷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六十年来，中共就以革命的名义把数千万中国人民戴上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帽子。其中有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剥夺了 生命。这种暴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文革时期发展到极其疯狂和不可理喻的程度。斗争的风暴甚至把党自己的干部和追随者都大量的卷进“革命”的绞肉机中，滥加榨压。在极权专制肆虐的六十年间，被中共专政、镇压、消灭、打击的人民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受害之严重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黑暗时期的浩劫。可以毫不夸 张的说，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家庭中，没有一个家庭是可以完全逃脱极权专制的伤害。如果说这种伤害对受害人在物质上、身体上的摧残尚可得到时间的修复和经济 上的补偿的话，那么，对那些被暴政剥夺生命的受害者来说，任何名义上的平反和形式上的甄别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以说，在中国960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渗透了中共暴政牺牲者的鲜血。这些作为阶级敌人被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无辜剥夺了生命的中国同胞，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应该 享受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中共极权专制犯下的罪孽过分庞大，一旦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这笔历史的罪孽是一定会拿出来重新清算的。而中共的无论哪一代的当 权者都承担不了这笔血迹斑斑的阎王债。

（三）极端专制不可改良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共特权阶级攫取的利益过于庞大。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质上的意义就是进行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损有余而补不足。抑暴富而救穷厄。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里，中共当权者利用非法霸占的公权力为 自己及家属侵吞了天文数字的庞大财富。这些利益的取得，没有一分一厘是靠他们自己的劳作与才智合理得来的。人所共知高干子弟们，只是凭借父辈的一字批文或 一通电话就平白无故的圈得成千上万亩的土地。一夕暴富和鸡犬升天的例子不计其数。据统计，当今中国500家最富的家属，其中95%以 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共特权阶层靠权钱交易积聚的巨大财富已经成了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的最大根源。中国当权者利用特权，侵吞国家与社会的公产是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注脚。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正式启动，首先都要触及的就是这些权贵的非法所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种改革就等于是与虎谋 皮。所以，在中共特权阶级，掌握特权的情况下，所谓进行政治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四）极权专制不可改良的第四个原因是这个系统为了维持政权的延续经过长期的经营已经发展成为党军一体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模式。

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党把本来应该属于国家管辖的军、警、特、情系统都直接的抓在自己手里，当作绝对不容任何他人染指的禁脔。极权专制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形 式是其对暴力的极端的依赖性。如前所述，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依靠，所以它必须时时刻刻抓住暴力的支撑。为此，这个体制就把“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当作它的生存法则。中共一党专制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继承人邓小平都是“枪杆子拜物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牢牢记住了掌握和使用枪杆子 的必要性。他们一遇风吹草动，感到政权不稳定或者受到威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暴力，他们认为政权的本质就是对异己者使用暴力的权力。如林彪所说：“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极权专制之下掌握政权的独裁者本能的意识到维持统治的秘诀就是要保持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畏惧。为了保持和彰显这种威慑，他们 常常在外人看来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也会不计后果的使用暴力。1989年3月，胡锦涛对西藏喇嘛示威的镇压和同年6月4日 邓小平对天安门学生的镇压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历史证明，极权专制几乎无例外的都是通过血腥暴力孕育出来的，所以它从娘胎里就带着嗜血暴虐的基因，极权专 制的当权者无一例外都是嗜杀成性的暴君。他们在政治上遇到任何麻烦和纷争时，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杀人和使用暴力。六四屠夫王震在指挥天安门屠杀时就 狂吠：“我们共产党不惜杀二十万人来保二十年的太平。”这就是共产党独裁者渴血心态的逼真宣泄。极权专制从本质上、本性上就倾向暴力，依赖暴力，热衷暴 力。这是我们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得到的最深切的历史教训。六四告诉我们，极权专制就是暴力。作为极权专制人格化的中共当权者始终把暴力当作他的护身符。暴 力对于独裁者就如贾宝玉脖子上的灵通宝玉，不可须臾离身的东西。当独裁者还掌握着暴力这根救命稻草时，指望他们会和平的交出特权和利益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 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

（五）我们说极权专制不可改良的第五个原因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此我们必须阐明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改革与革命根本不同，改革是经由当权者本身发动，或者至少得到当权者允诺才得以推动的制度更新。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涵盖下列内容：第一，言论自由的开放；第二，结社自由的实施；第三，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第四，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经由公平的选举程序产生。这四条是属 于常识范围内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需要做到的基本要求。如果连这些基本前提都无法兑现，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政治改革了。然而恰恰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前提，在极 权专制之下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仅以实行言论自由为例，我们知道言论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没有言论自由，所有的其他政治改革就根本无从提起。但是极权专 制，最无法容忍的首当其冲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一旦开放，中共一党专制60年 来的一切暴行，都将无可遁形的暴露在世人面前。共产党制造的一切谎言都将被无情的戳穿。人们就可以直面历史的真相，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将是对人民犯下无数 惊人恶行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试想如果人民知道了自己的权利长期被剥夺的情况。如果人民弄清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大量侵吞的事实，他们还能够继 续容忍这种野蛮的统治吗？他们还能够继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吗？由此而见，极权专制是言论自由的天敌，而言论自由是一党专制的克星。有人天真的认为，中共可以逐渐的接受言论自由，但是笔者坚持认定：言论自由开放之日即是极权专制崩溃之时。因此，要求极权专制进行政治改革，事实上是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像要求鱼儿离开水，豺狼不吃肉一样。所以平心而论，人们要求极权专制进行改良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对极权专制本身而言者并不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极权专制的主要特征就在一个“极”字。它是一个凡事都走极端的体制。本质上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绝对不可逆的政治模式，它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从暴力中出生， 到暴力中灭亡。

（六）结语。

我们说极权专制不可改良的最浅显的理由是要求它“改良”不符合逻辑。改良这个词与从良这个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良”是指本来的良家妇女不幸沦落风尘以后再 改业嫁人，重做好人，是为“从良”。而“改良”本意是指一件有益于人的事物产生瑕疵以后对其进行修补使之更有益于人的过程。所以“改良”的对象必须是指有 益于人的事物。对一个本质就是邪恶腐败的事物，是根本无所谓改良的。我们可以改良某种果树，某种谷物，或者改良某种机械，但是我们无法改良一种癌症一种毒菌。我们无法改良艾滋病，无法改良SARS，无法改良麻风病，因为对这些有害于人类的坏东西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地废弃它，消灭它。而极权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恶毒、最残暴的一种社会制度。对这个已经危害了近一个世纪的法西斯毒瘤，除了彻底的铲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那么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对于中共极权专制制度，除了动员和组织人民起来进行民主革命以彻底推翻它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宪政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