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中/六四，如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般，其实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观看者所在社会本身的扭曲、褊狭与虚妄之处。
廿年前的五月，无数台湾民众正在电视机前和各个集会场所热切地关注与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们」。群众的关心之情是真切的，但国家机器之手的运作，也不容否认。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小群中学生，虽然和主流声音一样关注对岸热火朝天的运动，却对舆论的单一向度，尤其是那种刻意操作的「反共」诠释感到不安。经过讨论，一位朋友动笔写了张传单，以地下团体的名义在中学校园散发。我们想向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是：「你可知台湾也有学运？」「天安门学生为何在高唱『共匪』的国际歌？」「这场运动除了民主，还在争取什麽？」
廿年后，六四话题在被冷落许久后，又成了焦点，或者，再度成了被消费的对象。逻辑还是一样的简单与粗暴：「声援VS不声援」、「民主台湾VS独裁中国」，媒体镁光灯照到的还是当年的学生明星。至于八九年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究竟发生了什麽事、如何发生？廿年来，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变与不变？究竟要关注中国社会裡「怎样的」、「谁的」民主与人权问题，又该如何关注？这些重要的课题，早就在政治口水战中被淹没。
对于八九民运的起因、过程和历史评价，海内外至今还在进行反思与争论。相对于主流舆论过度强调的「政治」与「知识菁英」性格，大陆学者汪晖却特意以「社会运动」称呼八九民运。他认为这场运动既是对旧时代的告别，也是在抗议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它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种诉求」。
汪晖点出了六四的「多重意义」，也指出普通老百姓不满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其实是当年运动的重要背景与动力，而这都是台湾的「六四消费活动」中所忽视的。试问，如今有几个人回想起八九民运中多场大规模游行的主力军其实是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学运领袖」之外，有谁记得当年各地的工人组织，并关怀无数挺身抗暴而被杀、致伤、甚至入狱至今的一般老百姓？有多少人愿意正视运动中所提关于社会平等的要求，更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当今两岸的问题？六四之后名列公安部廿一人通缉令中的封从德说得好：「一方面满地皆是菁英、领袖，却从未听说有谁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洒长安街，却多隐姓埋名」。
在高喊关注中国民主人权时，我们也该思考一下，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不但沦为金权政治，还越来越贫乏、恶质，如何让对岸民众相信所谓的「西方式民主」真正值得追求？如果许多政客还怀抱着冷战思维，一味的操弄仇中情绪，大陆人民又怎愿意相信这种「关注」是真诚的，能对我们宣称的「普世价值」产生共鸣？
纪念、关注都是必要的，照照镜子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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