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不过是牙牙学语的孩童，许多事情我无权评论。二十年后，我从国外的媒体上看了许多一边倒的评论，而却从未看过国内的反击。
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那件事的评论，我所受过的教育与我自己的体会告诉我，不要轻易相信一边人说的话，国内的冷寂让我无法评论这件事。
所以我无法轻易相信国外媒体所说的，就像我不会轻易相信国内对我们"伟大的党"的宣传。
在这个大多数地方都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代名词的世界上，我不讳言我相信共产主义，这种信念既基于我二十多年来受的教育。
1989年4月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
同样基于我从现代媒体的所见所闻，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但我同样不讳言，我已经不太相信那个顶着共产主义名号欺骗大众的政党了。
我接触过许多该党成员，哪怕是被视为特殊利益群体的某些人同样会感叹民生的艰难；电视上的道德楷模也不全是假的；一个个新的主义并非完全是假大空，里面往往包含着一些人类的基本共识。
但很遗憾的是，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出于别的原因而非是共产主义信仰，换句话说，这个党乃以生存的思想基础恐怕早已不存在于这个党党员的大脑中了。
为民服务更多地是基于制度设计安排的日趋合理，替民做主更多地是出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本思想，而包含共产主义信仰的东西除了出现在文件中，早已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
你可以说自20年前那件事情开始后，中共就不再享有文化道德乃至法律上的合理性，但只要精神还在，至少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还有信念上的合法性，我为了这个信念所以我必须那么做。
但你现在看看谁还有这种信念？政治局常委（黄菊）这样级别的官员都如此贪腐，如此没有信念，更何况基层党员？
如果没有了信念，那么只能完全靠制度来维系统治，制度是个好东西，有了制度大家就可以彻底地抛弃信念了，因为信念没有用了。
等到哪一天信念被彻底抛弃，中国真正民主也就到了。
要挽救信念现在看起来只能把它固化到制度中，让制度来实践信念。很可惜，明眼人都看不出一个连高层都已丧失信念的党如何实现这种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制度本身能不能建立都已经是个问题。特殊利益群体，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
20年死一般的沉默没有解决许多事，沉默的代价不光是反对者们需要付出的，更是当权者们也要付出的。只不过前者大家看得见，而后者看不见而已。
没有经历的事无权评价，但人生的成长经历的事则需要自己提炼，愿意以此文祭奠20年前而至今仍然沉默的死难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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