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非洲都有后殖民焦虑，儘管管治能力和地缘政治不同，但都对民主发展有所期许。非洲并非完全贫穷与混乱，非洲人对自由及民主的追寻带给港人启示。
香港和非洲，看似毫无关系，但因月前传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香港买楼、穆加贝夫人在香港打记者，还有他们的女儿在香港读大学，这非洲国家第一家庭就连日出现在香港的报纸上；可惜的是，香港的传媒依然只用趣闻的方式去处理这段新闻，没有趁这机会带领读者更深入认识非洲的情况。有见及此，我们尝试採访来自非洲的学者，冀望能让读者对非洲的情况有进一步认识。
我们访问到来自另一个前英国殖民地加纳的博艾敦博士(Dr Adams Bodomo)，发现香港和非洲都历经殖民统治，也都有一种「后殖民」的焦虑。博艾敦博士的办公室位于香港大学的主楼，此楼乃后文艺复兴风格(Post-Renaissance Style)的作品，在这幢英国殖民者所留下来的遗物中，来自香港及加纳这两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人，讨论另一前英殖民地津巴布韦，及其他非洲殖民地，不能说没有半点讽刺意味。
「香港没有几个人懂非洲。」这是博艾敦很强调的一点，也可能是他开办非洲研究课程的原因。在大部分香港人眼中，非洲都是沙漠和贫瘠土地，但想深一层，如情况真如此，欧洲人又怎会去殖民？对英国人来说，非洲和香港的分别，在于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同。非洲广阔的农地，哪是香港可堪比拟？英国在非洲所需的，正是耕地及它的原材料。因此，在整个殖民时期，殖民者在非洲所发展的，都是第一产业；而香港却正因土地不足，加上地理位置优越，而被发展成为港口，以发展服务业及金融业这些第三产业为主。
发展的大方向，影响了统治的方法。「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官员，几乎都由英国人所担任。」博艾敦说︰「但非洲却不同，除总督外，其馀大部分职位由当地人负责。」要发展第三产业，制度是要点，安插英国人在重要职位，正是要将英式制度注入香港。但要发展第一产业，只要将大量土地分配给技术最先进的英国农民就行了，政府的官员反而可以让当地人担当，免得又要付出高工资。非洲人并没有从英国学来多少优秀制度，贪污依然是困扰非洲多国的重要问题。
殖民者的政策、地理位置、漫长沉淀的历史，彷彿已为许多非洲国家发展路向及贫富定了性。但是否所有问题皆来自殖民者呢？其实也不尽然，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其实一直深深影响著非洲诸国。由于国界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粗暴瓜分而成，未有考虑多民族共融的问题，以至种族问题成为对非洲各国统治者严峻的考验，甚至偶然会引发种族屠杀的悲剧。博艾敦认为︰「很多非洲国家由不同种族组成，当权者往往会将好处分给自己的族人。」这种做法往往令种族间互有不满及仇视。当然，种族问题在香港不会出现。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似乎较诸非洲，香港虽能避免种族问题，却要面对阶级问题。
如果从以上提及的角度来看，那麽几乎所有国际传媒呈现的非洲----腐败而贫穷，都是真确的。但博艾敦说：「一提非洲，大家想起的都是负面印象，实际上非洲并不完全是这样。」除了大家熟悉的南非，他指出其中两个亮丽的例子：博茨瓦纳（Botswana），和他的家乡加纳(Ghana)。博茨瓦纳，一个对普遍华人陌生的国家名字。博艾敦却指出这个非洲国家拥有良好及已发展的经济体系。博茨瓦纳政府实行代议民主制，零八年，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最不腐败指数，它位列三十六，比南韩及台湾还要高。
经济方面，博茨瓦纳每年经济增长平均百分之五。与南非De Beers共同拥有的钻石生产商Debwana，为全球钻石生产商的龙头，控制全球六成市场。这些排名及调查不仅是数字游戏，背后蕴含正是非洲国家现代化的一连串可能性。儘管在殖民统治下，这些国家曾只是被剥取丰富资源的地方。但时至今天，它们可凭自身的优势高速发展及脱贫。博艾敦特别指出，不少香港人引颈以待的双普选，亦已在加纳实行。
博艾敦特别提出这两个例子，证明贫穷与混乱不必是非洲的代名词。但这段路并不易走，不得不承认除了殖民者遗留下来的问题外，非洲各国仍有许多内部问题须解决：「非洲比世上任何一个地方有更多的政变，暴力的政变牵动执政政府走向更暴力与更坏。更多时候，是一位专制而长时间在位的执政者，他把玩权力，对抗人民的自由及意愿。」贪污专制的政府是非洲国家内部面对最大的问题，它让经济生产没有效率，生产量更低，财富分布更为不均。
津巴布韦就是政府管治出现问题，导致国家不稳及经济走下坡的典型例子，现年八十四岁的总统穆加贝，自一九八零年津巴布韦独立开始便成为总统，津国本是一片拥有丰富物资农业资源的土地。据博艾敦所言，独立之初，全国百分之九十适合耕种的土地，被只佔人口百分之十的白人所佔有；而佔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黑种人，则只能拥有其馀最贫瘠百分之十的土地。纵然穆加贝实行土地改革，但他却把从白人手上得回来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信和支持政府的人们，贫穷的人民全无受惠。
欧洲各国的殖民不单在非洲，亚洲许多土地亦曾被瓜分。但同样面对殖民者统治，香港以至新加坡却幸运得多。博艾敦认为，香港与非洲所面对的后殖景况分别很大，几乎不能比较。
更重要的是，香港只作为一个殖民城市，而非国家，让这个南中国的弹丸之地得以持续稳定发展。香港脱离英国的统治后，有别于其他殖民地，它只能够回归到另一统治者下而非独立。但亦因背靠拥有庞大市场及资源的祖国，在面临危机时，得到中国全力的支持及协助。中国，像是香港在经济上的眷顾之神，是非洲各国所嚮往的。
香港和非洲的情况相差很远，但他们有没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呢？博艾敦的回答是肯定的︰「非洲人那种追寻自由及民主的意志，是很值得香港人学习的。」人对现状的评价往往是通过比较而出现，非洲人民曾被殖民者夺去珍贵的自由，因此会为此而付出鲜血去夺回；香港的大部分人是为了逃避中国内地政治情况而南来，他们在殖民地所得，却是本来没有的自由，以及稳定的经济状况。可能如此，香港人总会希望我们的环境不会改变，即使内地不断要求政制改革时，一些香港人会认为香港不需要民主。
在这个后殖民时期，香港及非洲人都出现对于前路的焦虑。这种焦虑，就如一名十八岁要独立的少年的独白：「我已经成年，但我是否能就此照顾自己呢？少了以往那个一直在旁协助的人，前路要怎样走，怎样生存？」对于前路的焦虑，正是香港和其他非洲国家共同能感受的。这种焦虑感，在今天时常讲求竞争力、追求在世界不同排名位列第一的香港，表露无遗。究竟前路要如何走，似乎我们只能用前中国副总理陈云于改革开放时期提的一句名言作结︰「摸著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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