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大战风车

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风车大战

剥文史学家方舟子的壳

2、 风车大战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1447字，先是讲述自己得知郭钱公案的经过，然后介绍自己评论这一公案的资格(“《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从未听说过有谁……揭发抄袭”、“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等等)。第二节2572字，评论《互校记》第一跋，指控余氏篡改引文，栽赃陷害郭沫若。第三节4664字，评论余氏《互校记》正文，为郭沫若辩护。第四节1257字，评论“钱穆抄袭案”，说“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第五节1810字，为郭沫若的“人格”辩护。

据《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尾注，这篇文章完成于1999年4月12日。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天，其中的第二段就被方舟子以《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为题，提前发表在新语丝网站。显然，它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也是可以独立于《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因此，我们就先对它进行分析。

(1) 方舟子奋勇战风车

凡是读过小说《堂吉诃德》的人，一定会记得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那是唐骑士出征后的第一次大战。当时，这位勇猛无比的堂吉诃德将高耸的风车当作邪恶的巨人，拍马上前，挺矛向风车刺将过去。而这场大战也就在这一刺之后嘎然而止：唐骑士被转动的风车卷下马来，摔得鼻青脸肿。

笔者N年前初读这个故事时，虽然被它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但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等奇事真的发生。可是，在塞万提斯过世四百年后，好像专门为了证实塞先生并非凭空虚言，方舟子先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演出大战风车活戏。

原来，在《互校记》第一跋中，余英时一方面对自己的文章在发表三、四十年之后“仍不甚为世所知”感到忿忿不平，一方面又要证明这篇文章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证据就是，对方曾“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余英时的证明过程如下：

“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他的《学步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见《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133页)。

不幸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对这段话(以及余氏抄摘的白寿彝文字)作了点儿手脚，改成了这样：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见该书121-122页)。

也就是针对这个经过删改的上海远东版余氏第一跋，方舟子刺出了自己的长矛：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对于任何一位具有正常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的人来说，在读过余氏远东版第一跋之后，都不大可能把《十批判书》的作者与《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理解为同一个人 ----实际上，仅根据笔者上引的那一小段，就可以明确此点。而语文状元方舟子却能够作出这样的理解，并且扯开嗓子嚷嚷说，“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难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会怀疑方舟子是在装疯卖傻----“正所谓故作迂痴，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在装不懂了。”(见傅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方舟子是不是真的装疯卖傻，笔者将在后文讨论。)

实际上，即使方语文状元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奇差，假如他稍有史学训练的话，也不会出此大丑。因为考据学的基础就是鉴别、核实所用材料。关于这一点，任何一本“历史研究法”都再三强调。而鉴别、核实所用材料的第一步，就是版本鉴定，即确定版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胡适曾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见《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2页)。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书中发现疑问时，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怀疑问题产生的来源是不是版本有误：抄写、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失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寻找原始版本来核对一下。而方舟子这个戴着中国福建省语文状元的帽子、披着美国自然科学博士袍子的一等一全才，却连这么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反倒英勇地“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其可笑的程度，较之堂吉诃德误认风车为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就算你方舟子阅读能力差、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但人家余英时明明先告诉你《钱穆和考据学》首发在《历史研究》上，然后在引文之末标有尾注，再次明确告诉年《钱穆和考据学》的出处：

“《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见《钱穆与中国文化》123页)。

你干吗要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先“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然后再“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再说，你既然自吹“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你怎么竟然连郭沫若没有撰写过《钱穆和考据学》、没有《学步集》都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在“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之后，你总该对郭沫若的行文风格略知一二吧？你怎么能把白寿彝的文章当作郭沫若的文章呢？

也就是根据这个超出人们想象的愚蠢、无知和自信，方舟子接着“互校”了余氏的引文和白氏的原文，最后大义凛然地宣布：

“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我们无法知道塞万提斯在得知方舟子大战风车的事迹之后，是否会写一部《方吉诃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他写，也绝不会比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更精彩。这是因为，在《堂吉诃德》中，风车只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所产生的也不过是机械的反应，而堂吉诃德在吃了一堑之后，从此就对风车敬而远之。而我们的故事则不然：风车说话了，堂吉诃德从地上爬起来，又冲着说话的风车连刺了两枪。请看续集。

(2) 傅老师冷面训弱智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书屋》上发表之后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傅杰就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反驳，题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傅文全文引录《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第二节，然后披露上海远东出版社在编辑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曾经对余英时的《互校记》做了这样的处理：

“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於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並有微词，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併作了删除。”

假如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傅杰先生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大概也就会是这个百余字的启事了。可是，他面对的是既无知又蛮横的方舟子，而傅杰先生显然当时血气颇盛，于是就又花了三、四千字来教训这位趾高气扬、“在海外多年”的方全才。把傅先生的文字全文照录，会使正文过于冗长，并且会使笔者显得过于懒惰，更可能会产生版权纠纷。而只是零星地摘录，则又有金瓯残缺之憾。怎么办呢？笔者的选择是这样：由我将傅先生的文章缩写到原文的七分之一左右，而缩写的原则是：文字及顺序一如傅文，但删去了一些文字，力保原意不变----此乃远东出版社删改《互校记》之故伎，并非我的发明。在此，笔者预先请求傅先生原谅笔者的冒昧，并且敬告读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诸如误导你们“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亦明文集”之类，自然要由我来担负。我还恳求读者去阅读傅先生的原文，不是因为害怕承担误导之责任，而是因为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下面是我缩写的傅文：

“方先生看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钱穆与中国文化》而写下声讨文字。他不知道，既然连他都能觉悟到余氏的‘政治偏见很深’，所以大陆翻印余氏著作都是经过删节的‘洁本’。在编辑余书时，出版社隐去了郭先生之名，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併删除。《钱穆与中国文化》在书中附了《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序文，对该书的结集缘起皆有说明，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前书为后书之所本。可惜方先生‘一头钻进图书馆’，最后才‘幸好’找到了白书，未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以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不知道方先生的水平过高抑或过低，竟会产生‘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幻觉。照我看来，只要通读下去，与方先生产生同感的可能应该微乎其微。可方先生偏就是‘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正所谓故作迂痴，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了。方先生自称‘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竟会把这样板滞的文字当成郭先生的手笔，真是对郭先生的侮辱。

“方先生的过失主要是出於无知，但方先生因无知而膨胀的自负，使他不仅教训余氏，还教训大陆学者。他无事生非的这种查核，其他学者因为无聊而不屑去做。余英时的观点，《中国史研究》曾发表文章进行了驳斥。但那些作者都用的是原本《犹记风吹水上鳞》。

“方先生颂赞郭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我完全同意。不过，这样的‘师 ’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郭沫若的谆谆教诲，方先生就佯奉实违。方先生的文章正是一个‘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的‘很有问题’的标本。方先生当初最该怀疑的是：即使余氏的目的真‘下作’到如此丧心病狂，他也未必会‘下作’得如此弱智。”

傅老师本来是一位极儒雅温和之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批评方舟子的语言是相当刻薄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被方舟子的极端无知却又极端的自负所激怒。实际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学者，在面对方舟子的无知和蛮横之时，都会怒火中烧，有拍案而起的冲动。可怜方舟子兴冲冲地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教训国内学者，没想到却让一名国内学者(傅杰与方舟子同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是副教授)这么没鼻子没脸地数落教训了一番，那种灰头土脸、无地自容的感觉，应该不难想象。

(3) 状元郎竭力辨无知

本来，当一名学者的文章被他人指出无法否认的错误之后，他一般只能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虚心认错，不仅承认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还要承认自己“学问不精”。假如心中不服气，他可做出第二种选择：暂时自认倒霉，在心里说一声“我活该”，然后面壁十年，潜心向学，誓雪前耻。此时最忌的反应就是像泼妇似的跟人家纠缠不休，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那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徒增笑耳。可惜的是，这个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对方舟子这个状元、博士、全才、奇才根本就讲不通。而他在读到傅文之后做出的选择就是甘当泼妇，不仅自己撰文反击，而且组织人力，在新语丝上围剿傅杰。

1999年11月30日，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该文的主旨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为自己“冤枉了余英时”开脱责任；第二，证明自己不是无知，而是有知。看看他是怎么为自己开脱责任的：

“如果傅先生所言内情属实，则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不该由余英时本人来负，我可以收回在这一点上对余英时的指责。但是也仅仅限于这一点。如我前面所言，这不过是偶然发现的一个小插曲，不涉及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对论证和结论都没有影响。把有关的第二节完全删去，也不影响论证的完整性，我对余英时罗织罪名、强词夺理的‘互校’的总体批评仍然成立。”

方舟子能够宣布取销余英时“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对于他来说，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即使考虑到他还要吝啬地加上那么一句“也仅仅限于这一点”。但是，你自己的责任----无端骂人家“欺诈”、“下作”、“不知羞耻”----，就不要追究了吗？并且，文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谁冤枉了余英时？”怎么就没有答案了呢？

方舟子当然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他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他的这句话，“我并不指望他能遵循出版界的惯例，对编辑工作的失误向作者和读者道歉”，就是要告诉读者：是傅杰或者远东出版社“冤枉了余英时”，他们应该向我方舟子道歉，因为他们“工作的失误”导致了我在全中国学人面前出了个天大的洋相。那么，以方舟子錙銖必较的性格，他怎么会对别人的“失误”轻轻地放过，竟然“不指望”人家道歉了呢？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这个“编辑工作的失误”伤害的“作者和读者”，只有方舟子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才叫“孤掌难鸣”，方舟子还没有弱智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那么，“把有关的第二节完全删去”，真的如方舟子所说，“不影响论证的完整性”吗？当然不是。因为贯穿方文中的那些“假充内行”的满满信心，那些“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的趾高气扬，那些“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的道貌岸然，主要就是来自这一节。实际上，删去了此节，方舟子就不能在第一节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不能在第三节嘲笑余英时“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就不能在第四节说“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这样的话了。所以，方舟子一定要把这个讨论《互校记》跋语的文字放到“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之前，并且要把它以《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为题，迫不及待地提前发表出来，并且十余年来一直挂在新语丝网站上，舍不得“删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了第二节，《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就不能算是“对于‘郭沫若是否抄袭钱穆’公案的考证”(语出王洪波：《〈方舟在线〉崭露锋芒》，见2000年6月14日《中华读书报》)，刘菊花女士也“才不会发出这样惊讶的赞叹”，说它“考证极有说服力”、“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见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而那样“用思辨的方法”写成的文章，也不大可能让《书屋》“特辑”发表。所以说，方舟子想要为自己开脱“冤枉了余英时”的责任，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们再看方舟子是如何证明自己不是无知、而是有知的。

像所有以“博学多才”自居的、而实际上却寡学少才的人一样，方舟子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看做无知。所以，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他使用了七分之六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有知。好笑的是，方舟子在证明自己有知之时，却是在暴露自己的无耻。也就是说，方舟子是在用无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比如，傅杰说方舟子：“他似乎不知道，既然连他这样置身美国的有识之士都能觉悟到余氏的‘政治偏见很深’，所以大陆翻印余氏著作，……都是经过删节的‘洁本’”。对此，方舟子答曰：

“我当然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国内的编辑、译者在因故对原文做删改时，一般都会在前言或译序中加以说明，这是尊重作者、对读者负责的表现。”

方舟子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有感性经验：

“比如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我的《法 轮功解剖》一书，就在编者前言中说明了‘我们在编辑时根据现在的调查结果作了一些修改’，这样，那些已读过我在海外发表的这些批判法 轮功的文章的读者，再读到此书发现有不同之处时，才不会想当然地以为我的观点有变，而会考虑到编辑改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翻遍《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却找不到任何一点与编辑删改有关的提示甚至哪怕是暗示。”

方舟子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行”的自己与名扬中外的余英时、拿一个只有80页的小册子《法 轮功解剖----一位海外学子的立场》(据说还是与人合著)和学术著作《钱穆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这自我感觉真不是一般的好。我们固然无法为远东出版社“编辑删改”的行为辩护，但是，你方舟子自己就一点儿责任也没有吗？傅杰先生明确地说，《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有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序文，“对该书的结集缘起和包括《互校记》在内的各篇目皆有说明”，难道你没有读那篇序文吗？对此，方舟子答曰：

“我读了，这篇序文除了提到《互校记》一文在收入《犹记风吹水上鳞》时在行文方面有较大的修改（据《互校记跋语一》乃是作者自己（！）改的），又何曾提到在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时的删改？全书对编辑删改没有任何说明，却要求一名普通读者在阅读由海外内销的著作时始终保持警惕是否由编辑做了删改，未达到此要求的读者就成了对部份国情‘隔膜’，这种要求，不能不说是极其苛刻的。”

显然，方舟子“我读了，这篇序文”是发生在“我读了”傅文之后，因为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中，他自己就坦白曰，“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实际上，余氏这篇序文中的这段话，就差明明白白地这么说了：“《钱穆与考据学》的作者不是郭沫若”：

“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的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重极有趣的公案。……后有人诬指《先秦诸子系年》由抄袭而成，更为学术史添一趣闻。”(见《钱穆与中国文化》240页)。

假如方舟子在大骂余英时“下作”之前读过这段文字，但仍旧非要咬定余英时“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的话，那他或者是“阅读水平过低”，或者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而在真的“我读了，这篇序文”之后，方舟子却不敢提这段话，所以只好“故作迂痴”，绕弯子说什么“除了提到”，“又何曾提到”。怎么知道方舟子在“故作迂痴”呢？原来，在文章的最后，当方舟子要证明远东出版社删改余文删改得不合理时，他把上面这段话找出来当作证据：

“会去阅读《钱穆与中国文化》这种‘学术集林丛书’的读者，即使是外行，有几个不知道‘《十批判书》的作者’是谁？‘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隐得了吗？况且也隐得不干净，在同一本书的第240页，就赫然写着‘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的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重（方按：原文如此）极有趣的公案。 ’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名，再加上误导读者的删改，是只能让外行更加轻信了余氏的论断。所以，这种删改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而其后果也就只能是反而增加了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

好笑的是，他的“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隐得了吗？况且也隐得不干净”，恰好又落到了自己头上。这种自打嘴巴的把戏，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因此除了认定他的无知之外，不能不认定他的无耻：此人没有一丁点儿的羞耻之心。也就是说，方舟子明明知道傅杰骂他无知骂得有理，但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却要把自己无知的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用他“同伙”萧为研究员的话说就是，“傅杰及其同伙诱导方舟子犯错误”。(萧为配合方舟子写攻击傅杰的文章，标题就是《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

更为好笑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有知，方舟子还在文中分别给傅杰和余英时的文字挑出了一个语言学方面的错误，如上文中，在“一重公案”的“重”字之后，加上 “方按：原文如此”这六字按语。显然，方舟子以为余英时是用错了量词。这位语文状元、诗人大概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诗句：“若将明暗分迷悟，公案从今又一重。”其实，如果仅仅是没有听说过这首诗也就罢了，而实际上他连“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好像都没有听说过，所以他竟然敢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修改文章。(关于这个故事，将在《语文状元方舟子》中讨论。)

方舟子证明自己有知的另一个证据是这样的：

“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了不少读者的电子信函，《书屋》编辑部据编辑告知也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应，这些无疑更能代表普通读者，但对拙文的读者反应虽然各式各样，在傅文出来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哪个读者怀疑过我的阅读能力的。”

细心的读者应该记得，方舟子2005年在与刘县书辩论转基因问题时，使用了同样的逻辑来证明自己是有知的“内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到哪个生物学家认为我这个类比有硬伤，虽然有很多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方舟子：《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新语丝网站在华人生物学家中那么受关注，全世界那么多华人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有的还对我非常不满、巴不得我闹笑话，如果我敢在生物学问题上胡说八道、‘冒充专家吓唬外行’，轮得到一个生物学学士来教训我？”(方舟子：《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很多，但是最根本点在此：他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亦明兄似的，拿他当个人物。

方舟子证明自己有知的证据当然很多，但大致不出上面所举的范围，所以，不再浪费笔墨。

(4) 老夫子大意赍盗粮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虽然说“我可以收回在这一点上对余英时的指责”，但他却强调“但是也仅仅限于这一点”。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向无端遭到痛骂的余英时道歉。方舟子这么做，当然是由其“永不认错”、“绝不道歉”的本性决定的，但是他当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原来，傅杰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提到“北京的《中国史研究》、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都曾发表文章，对余说进行了驳斥。”根据这个线索，方舟子找到了翟清福等人的文章。看看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是怎么说的：

“傅先生虽然向我指点了两个先例，却不注明具体发表日期，甚至吝啬到连年份都不给。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是不可能逐期去翻检的，《中国史研究》那篇倒是很快找到了，是登在1996年第3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这的确是一篇有理有据、说服力非常强的好文章，如果我早点知道它，对写作《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会是很好的参考。不过，跟拙文主要用思辨的方法不同，它采用的是考据的方法，就余文所举的几个例子，详细地考察郭、钱和前人的论述，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余氏之妄言。”

也就是说，傅杰告诉他已经有人作过相关研究、并且连刊物的名称都告诉他了，方舟子还嫌不够，竟然抱怨人家“吝啬”。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在《功到雄奇即罪名》中，不也是只给出“近世中国秘史”，“吝啬到连哪篇文章都不给”吗？更何况，傅杰不过是顺便提及此事，而你却是郑重其事地给出参考文献，到底谁更吝啬呢？所以，那位被方舟子讥为“网上钱学家”的人感慨道：

“舟子不仅从傅杰的文章中知道了搞学问应该依据‘第一手原始资料’，还知道了早在他之前已经有翟、耿二氏批驳过余英时。但是，他不但不感谢人家指示给他治学的方法、规矩以及了解此一事件的有关线索，而且居然进一步指责人家不肯把翟、耿二氏文章的具体出处标明。这就不免像某些乞丐的品性了：不但不感谢主家施舍食粮，还谩骂人家不肯带他下馆子。而傅杰先生呢，不是看轻而是过于高估了方某的阅读范围、研究能力以及学术涵养：他以为这舟子既然专文批驳余某，必然早知道已有翟、耿二氏批判在前，因此简单点一下即可，却不知，方某人压根儿就不曾理会‘已有的研究成果’(丁东所谓ABC，小儿科)，甚至两年前尚且不知有此一段始于五十年代的学术公案。所以，你不详细注明，他又怎么会不怪你呢？看来，傅杰先生的点出《中国史研究》，真不啻赍盗粮矣！”(佚名：《关于郭沫若抄袭钱穆的问题----读方舟子文有感》，见：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 /Guo-Qian4.txt)。

傅杰“赍盗粮”的直接后果，就是方舟子的《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它与《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同时发表，也是方舟子拒不向余英时道歉的直接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说：

“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原来，方舟子在得到傅杰提供的线索之后，又“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但这次却没有“翻遍了郭沫若文集”，而只是找到了翟、耿的文章，然后再完全根据这篇文章，写成《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而方舟子既然掌握了余英时“诬陷郭沫若”的新“铁证”，他自然无须为那些无中生有铸造而成的旧“铁证”道歉了。这就是方舟子的逻辑。

那么，这些新“铁证”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互校记》中，余英时共举出了十二个例子来证明郭沫若抄袭钱穆，第十二个就是“吕不韦与秦始皇”。余英时说：

“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遂有所谓‘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上海远东版108页)。

这个例子，又分成三个小部分，分别是“不韦非始皇之父”、“不韦与嫪毐”、“不韦与始皇为政敌”。在排列了郭、钱的文字之后，余英时说：

“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同上，112页)。

原来，钱穆在《系年》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长保富贵邪？抑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始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则写道：

“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

余英时在《互校记》中，基本上照录了上面两段文字，但出现了三处错误：第一处，把《系年》中的“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抄为“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 ”；第二处，把《系年》中的“秦先六国亡也”抄为“秦先亡六国也”；第三处，把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第一种认为是”抄为“第一种是认为”。(台湾三民书局版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版《互校记》此处完全相同)。

实际上，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方舟子曾提及此处，并且基本同意余英时的观点，即郭沫若的引文，来自《系年》。只不过是，他这样为郭沫若开脱：

“《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

也就是说，在1999年4月，方舟子认为，“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不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也不算抄袭”。这个观点出于“文抄公 ”之口，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此“文抄公”后来专门以打彼“文抄公”为业，并且摇身一变，成为“打假斗士”，则其荒唐可笑，不言而喻。而方舟子在上面引文结尾处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则是典型的胡搅蛮缠：钱穆是否清白是另一问题，但现在法庭审理的是郭沫若是否清白的案子。就算钱穆不清白，难道就可以勾销郭沫若的不清白吗？学术难道不是天下之公器，而成了私下的交易物品了？

当然，对方舟子来说，狡辩、诡辩属于家常便饭，我们此时只需要记住这样的事实：方舟子在八个月前，是认同余英时的考证的。但是，当他找到翟、耿的文章之后，这一切都变了，这个例子立即变成了“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原来，根据翟、耿的考证，所谓“《读书后记》”是这么回事：

“《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 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这段考证，不仅极具功夫，而且极具“笑果”：钱穆、郭沫若、余英时乃是中国史学界响当当的三位大家，而这段文字却揭露出了这样的隐秘：他们在做学问时，也有令人失望的瞬间。不仅如此，这段考证还揭开了方舟子所谓考证的真相：他不过就是在余英时的引文中寻找漏洞，连钱穆和郭沫若的原著都没有核对，更不要提查找《史记志疑》了。

无论如何，方舟子在读过翟、耿的考证之后，如获至宝，于是兴冲冲地写成了《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认定余氏故意栽赃陷害。问题是，这个例子是翟、耿发现的，他们二人并没有据此说这是“余英时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你方舟子又何德何能，作此宣判呢？我们且看看方舟子是如何推理的：

“当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处，当然发现郭、钱二人对王世贞著作的叫法不同，若让读者发现了这个不同，这条抄袭的‘铁证’也就泡汤了。怎么办？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没读过王世贞这本书，也不知道正确的书名是《读书后》。将《读书后记》和《读书后辨》这两个名称比较，看来前一个更象是书名。于是余氏竟然让他的老师钱穆倒过来抄袭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读书后辨》’改成了‘《读书后记》’，以与《十批》相一致。于是在余氏的笔下，《系年》的这一条便成了：

“‘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评论时，也用的是《读书后记》这一继承自郭沫若的错误，可见绝不能怪给‘手民误植’。余氏注明这一条引自《系年》原版第453页，可惜，在《系年》原版中并没有欺师灭祖的这一条‘读书后记’。不知这是余氏蒙着老师的犯上作乱呢，还是老师虽然知道而忘了与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包括原版、增订版和最新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在此处都令人尴尬地写着：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567页）

“在全集该卷的书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写的是《读书后辨》，而没有《读书后记》，当然也没有正确的《读书后》。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误导读者以诬陷郭沫若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否则何须如此下作？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对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样，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的编委这回没有机会来顶替余氏戴帽。”

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方舟子的兴奋和激动。是啊，这次可是今非昔比了。方博士“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互校记》”了，而且还查过“《系年》所有版本”了，铁证如山了，铁案难翻，谁如果再当众抽我的脸，“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方舟子高兴得可能早了点儿。这是因为，学术研究的实质不过就是通过证据得出结论，而连接证据和结论的纽带，就是逻辑。那么，在方舟子所掌握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之间，是否有一条严密结实的逻辑纽带呢？当然没有。余英时把钱穆的《读书后辨》改作《读书后记》，有可能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如果是有意的，他的目的也并不一定就是要栽赃陷害。翟、耿二人在查出“读书后记”真相之后，只是点到为止，说余英时“抄”郭沫若、是作“随心所欲的‘互校’”，并没有提出“栽赃陷害”的指控。而方舟子却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之前，就声嘶力竭地高喊什么“铁证”，恰恰说明这是方舟子不学无术的“铁证”。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像是在能见度只有一公里的天气，翟、耿说，他们看到了八百米外的汽车，而方舟子却吵吵嚷嚷地说：我看到十里之外的奔马。(关于这桩“铁证”，笔者下文还要专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