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4日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据主办方宣布，参加人数超过18万，该数据仅次于20周年（2009年）共20万人参与集会的记录。不过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一些香港年轻人开始认为六四事件与自己无关，甚至会出现一些港独组织与活动。
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原会长、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内地民众与港人之间对于民主的认知，以及北京的对港政策，都有一定关系。
虽然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参与人数突破18万，但随着本土意识的高涨，越来越多年轻港人认为六四与自己无关（图源：多维记者/摄）
你经常会同时接触到香港年轻人以及内地的年轻人，这两个地方的年轻人对事件的看法，总体而言有什么样的区别？
林朝晖：我认为两边都有自己的偏见，这个偏见来自于大家接触的媒体，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容易手机里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网络有什么就是真相，又被所谓的AI（人工智能）自动推上来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或者你的朋友都是内地人，你就一直受到那些信息。
我打个比方，我在香港比较难听到有一些年轻人，甚至是对政治很有热情的，会知道国际政治在发展什么的，也比较难想象他们知道最近中国开了什么会，跟美国之间在谈判的是什么，很少，媒体很少写，关注的人也很少，甚至中美贸易战里面，我看站外媒立场的人也比较多，因为我们接触外媒会比较容易。
内地的年轻人对政治比较热情的，肯定绝对站在中国那边，容易被内地媒体所限定的一些内容所影响，所以大家想法比较一致，但是至于外媒怎么形容，甚至如何客观地看这个事情比较少，双方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内地的年轻人，整体接触国际新闻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不少人是专门做这种新闻内容，香港比较少。
所以我们接触面不一样，当然我也接触不少内地年轻人也比较“反动”一点，他们可能会很抽离整个事情，过度客观，过度犬儒的也有，也遇过。但是在香港比较一边倒的是，要么不答理，答理的人也不是很能看到中国那一面，因为跟接触的信息有关。
所以这个事件在香港总体而言是一边倒的看法？
林朝晖：比较受外媒影响，支持中方的媒体也说不出，现在内容在谈什么，在争什么。
其实有一个现象，和香港这几年整个环境发展变化有关系，有一些年轻人他对于六四的看法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会收到一些本土观念的影响，会认为六四是内地的事情，和香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有一些本土思潮导致了港独情况的出现。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林朝晖：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责怪这波年轻人这么看。早年一批相信香港民主能带动中国民主的那拨人，从六四以后到香港回归前很多人做民主运动的原因，是相信香港要为中国，除了台湾以外，在中国大陆这边土地上将民主生根的地方，很相信民主运动能在香港生根，以后就能影响中国。
但是回归以后的民主承诺一直被搁置，当大家看到他们争取了30年、40年都没有成果的之后，那就不相信了，很难去怪这些年轻人。反倒，当你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给他们带来民主，内地群众也不认为需要，内地更多群众是在批评香港民主不好，甚至美国或者欧洲面对民主所带来一些祸害。连内地群众都不认同民主的时候，那请问与我何干？当事人都觉得没所谓了，所以他们争取民主已经不会再相信香港争取民主也是为了国家整个未来发展更好；很自然会认为争取香港民主权利的事情，是本地的一个事情，我们很难怪责他们。我觉得中共还有中央政府也有意割裂这个事，我给你香港民主，但是你别影响我们。
会给得到吗？
林朝晖：我觉得“831决定”的承诺还是必然会兑现的，“831”是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做。 从中共的整个历史里面，大概除了香港事务以外，会很谨慎及庄严运用人大很正式地去想如何去解释法理，开会去想办法；我见其他内地立法事情也没有那么严肃；因为中央知道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所以都会走一个很正规的流程，很庄严，每个字都很斟酌。
“831决定”既然答应了，它就没法退，尽管香港的用法是有筛选，但那些候选人还是最终要争取香港人的支持，一人一票的，到时候尽管三个都是中央允许的人，但三个人为了这个特首大位的时候，还是会争的。过去上几次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间，唐英年在最后发现自己票数落后了，说了一些泛民的话，可能会更多站在泛民的支持者那边去说话。同样上一次选举曾俊华当了9年财政司司长，在关键时候也是站在泛民主派的支持者那边，去说了一些话，站在更多是建制派对立面那边，但不能说是中央对立面，他也是支持“23条”的。
所以只要有普选，我还是觉得会为民作主，那些候选人依然还是会听到广大民众的声音，所谓除了筛选，也只能在第一波，对于是否港独，是否会颠覆国家政权等等这些国安的层面上面做一个筛选，以下的东西，我觉得只要中央答应给了香港的，还是会实现的。既然“831”答应香港了，就不可能不兑现普选承诺。 我现在觉得不愿意过的是立法会议员，当时有两派，我当时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第一派是商界，商界最不愿意见到，小圈子选举他们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第二拨人可能是泛民主派，认为给的不够，今天也有不少人觉得自己当年形势判断错误，要了总比没有好。所以我觉得中央还是会给的，肯定会给，只说现在香港方面是否能自己转过来，觉得要了总比没要好。
前面提到普选过程当中，中央会做一个筛选，更多考虑的是比如说一些国安问题，现在涉及到两个东西，一个是“23条”立法；一个是最近比较热的《逃犯条例》，这两个东西一直是争议的点。怎么看现在香港，围绕这些议题一些乱象？
林朝晖：我个人看，香港其实早已不是香港了。《逃犯条例》如果在1997年的时候做，对香港的伤害会很大，但是我相信现在全世界没有谁会相信香港的法治不受中国内地影响，法院还是会顾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 《逃犯条例》对于在内地被判刑的人，香港要做引渡。中央想不到有何理由要给香港开个例外，特区政府也是依命执行，但是你说香港的担忧，泛民主派把这个事情视作是侵害高度自治很重要的象征，但实际上会被这条条例所影响的人都是一些政经大人物，老百姓能用到这个方法来引渡吗？
我觉得这个立法下来，还得要看执法，审讯过程及执法还是要合情合理，它比立“23条”好的是，这个过程交给了内地方面去做，我觉得对特区伤害是最小的。我个人会认为特区政府如果立了“23条”，搜证、判刑就要在本地进行，如何做？对特区政府伤害是很大的。《逃犯条例》反过来说，内地自己判，至于特区政府是否交出，没得选。
但是香港方面交出之后，那个刑是内地判的，把这个责任给了内地，内地自己衡量是否值得去做，衡量社会的反响，其实也在逼他们要进步；凡涉香港的问题他们(中央)都会比较谨慎和斟酌，对改善内地司法来说，不是个坏事。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是这一届政府作为代替“23条”立法的政治任务。
但是其实可能更多人两个都是反对。
林朝晖：对，更多人是两个都反对。但假设2选1呢？我觉得中央政府一个长期的担忧是，关于国家安全部分，这一届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社团条例”，把香港民族党取缔了；关于公职人员是否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忠《基本法》，也做了行动，有DQ的事情。已经划了一条很明确的政治界限。我个人一直都觉得《逃犯条例》过犹不及，是否急于这一届去做呢？是否现在不做就没给国家安全划界吗？还不至于。
前面有讲到说，内地对香港影响，前面说到这些法律上，这是它比较硬的，政治上也是比较硬的，但其实内地对香港影响还有经济方面，比如说大湾区的建立，这些经济上的影响，能否让港人对中央处理六四事件，处理人权议题这些做法得到一个和解？
林朝晖：我认为钱买不到爱情，也买不到爱国，我一直都强调这个说法。今天用经济的利益最多能买到大家暂时不说，情感上那个坎能否过？过不了。只是在物质上先填补了，大家可能不说。 我身边遇到很多做内地生意的，肯定都不会讲政治了，情感上的坎能过吗？不一定，他们可能回来投票还是投泛民主派的，很多都这样子，那个坎还是没过。
所以经济利益及各种互动只能说让他们互相认识，包容多一点，甚至我刚刚所说的，会让愿意回来内地的一代多了一面，可能对中共的认识更多，甚至对整个国家认识更多，可能会看到另外一面， 起码对于国家的现状有另外一种看法。
我觉得六四情结，让很多港人对于中央政府还有国家的看法还停留在1989年，觉得那么多年没改变，而且不少都从此少接触，或拒绝接触，让他们很多观点停留在30年前，这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甚至时至今天，仍然会有很多人因为事情没有平反而对中国的未来失去希望。这个我是一直认为要分开地去看，西方不少国家的建国史上都有过不愿意提起的部份，时间久了、社会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时机及情况合适时自然会有平反的可能。 其实大湾区尝试提出一个区域性的发展共同体，起码让新的一代人的看法不会停留在上一代人的看法，有新的看法；但至于情感的坎是否就能买到，或者是否这样子就能和解？ 我暂时不猜测，要时间去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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