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支撑西方经济运行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在伦理维度始终表现为个人至上。这种表现形态是在什么经济环境中产生的?又在什么层面维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架构存在怎样不可避免的危害呢?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学研究发轫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经济良性发展提供伦理支撑。事实上,个人与社会关系只是人类与社会关系史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人类与社会关系在中、西方历史上依次形成了两大范式,即人与社会关系范式、个人与社会关系范式。人与社会关系范式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是“人依赖人”的产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范式的作用在于提高公民参与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两者关系的和谐。这里的“人” 并不是现代意义层面的“个人”,而是指城邦公民(不包括奴隶)。个人与社会关系范式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那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反抗封建社会由权威维系的伦理秩序对人性的压抑,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开展了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统治的斗争。但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无论其进行的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斗争,均以妥协方式告终。虽然资产阶级进行的这场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却为独立于上帝或封建等级次序的独立“个人”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因为,作为宗教改革运动成果的“因信成义”、“因信得救”等的新基督教教义,使其信徒们在思想道德领域获得了独立而不是受上帝、封建教会主宰的自由。文艺复兴后的资产阶级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于17~18世纪发起了“启蒙运动”,即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道德领域开展的全方位的“去味”(即祛除人类对世界与自身的无知状态,用科学武装人类的头脑)。这场运动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彻底的对神或封建权威的压倒性优势,它对西方伦理秩序的最大影响在于彻底清除了“上帝”或封建权威对人类生活秩序的支配,使真正独立于上帝或封建等级秩序之外的大写的“人”即“个人”最终得以形成,个人与社会关系范式因之而生成。由前述可知,这种范式本质是“人依赖物”的产物,这就凸显了人的至上性,即以人的主体地位或目的论价值。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社会一旦形成又具有了抗拒个人的属性,因为,社会总是以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形象出现。这样,个人与社会关系就形成了不可和解的内在矛盾,正如卢梭所言,个人无所不在枷锁之外,又无所不在枷锁之内。如何化解个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内在矛盾,进而支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的运行,作为一套全新话语步入了西方伦理学视界。围绕这一问题,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展开了论争。
功利主义伦理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以个人至上为特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下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派鼻祖边沁在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指出,所有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判断个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就是功利原则,功利就是个人利益,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善,而善在边沁看来就是有助于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他进一步分析得到:每个人在自由追逐各自的功利的同时,全社会的功利也随之增加,个人幸福的增大也是全社会幸福的增大。政府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是人们为了保全自身利益的一个符合功利最大化考量的设置。功利主义的继承者约翰・穆勒坚持了功利主义的个人至上路线,认为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是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概而言之,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基本内容为崇尚个人自由与奋斗、追求个人满足、倡导个人应该从人为的社会枷锁中解放出来等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然而,这种伦理构建对于推动资本主义良性运作的可行性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即使是倡导个人至上原则的约翰・穆勒也不得不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将对个人的自由做出限制,没有限制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强调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框架虽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而强化了个人对社会的认同,起到了缓和二者内在矛盾的作用,但是,其内部却隐含着无法克服的分裂困境: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使个人凌驾于一切之上,进而清除了人内心深处的敬畏感,而这一点又增大了个人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进而对经济、社会的良性运动构成了潜在隐患。与边沁几乎同时代的义务论代表人物康德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进行完他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后,发现如果人类没有那神秘之维,人的心灵就会空虚,不能永恒的生命就会为必然的死亡而痛苦和恐慌,所以他在实践理性中赋予人自由意志,甚至不得不在“人是目的”的神圣命令下允许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精神处境而设置虚拟的神灵。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指出,功利主义把人当作达到他人幸福的手段,对自由和权利只做工具性辩护,是对人的尊严的损害,违背了他的“人是目的”的道德原则。虽然,康德这一理论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他意识到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存在先天致命缺陷这一事实的重大价值。这一缺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更加暴露无疑。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打碎了西方学术界试图以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迷梦。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有着切肤之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各学科领域内出现的大量反思、批判、改造、质疑、抨击甚至摈弃极端个人主义的专著或文章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大张旗鼓批判、改造极端个人主义道德原则的西方学术阵营里出现了以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为价值参照体系的批判视角。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学者威廉・A.多诺休,他在《新自由主义----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一书中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个人主义的危害。这说明,强调个人至上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离其支撑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已经渐行渐远。同时也说明,中国应该在构建支撑科学经济发展模式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维度过程中,深化对以集体至上为特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研究,同时也要坚决抵制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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