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痛史：北大数学系黄金一代，被反右扼杀
2026年8月6日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原题
北大数学系54级的黄金一代：张景中、杨路
作者：郭 力
2026年7月23日，北大数学系2007级校友王虹、邓煜荣获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二人双双实现了中国籍学者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消息传来，举国欢庆，满屏洋溢着对两位年轻学者的祝贺，作为国人与有荣焉的骄傲与自豪。
作为北大校史研究者，我对于两位年轻校友的获奖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作为百年一贯的01系，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系有太深厚的积淀，不仅有众多学富五车、诲人不倦的名师，更有一大批天赋超群、思考能力卓越的天才学生，他们共同铸就了数学系求实求真，不务虚名的良好学风，使数学系在数十年中无负于01系的盛名。
作为07级的校友，王虹和邓煜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在燕园的学习生涯苦中有乐，不负青春，他们在老师们循循善诱的启发引导下，与众多优秀的同窗切磋琢磨，共求精进，在未名湖学海中的自由翱翔，图书馆书山上的尽情攀登，为他们今日的功成名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看到两位年轻校友的一路开挂，我不禁想起了七十年前的数学系54级。54级英才荟萃，众星闪烁，是那个时代数学人的“黄金一代”，然而他们却生不逢时，他们在最好的年华，最富于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的时刻遭遇了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54级黄金一代被反右运动集体剿杀，二百人的集体有四十人被划为右派，多人被劳改、劳教，发配边疆，陷入了人生谷底。
这些命运多舛的学长中，最为坎坷、也最为传奇的是张景中和杨路，他们当时被誉为数学系的“双璧”。
两个天才学生
张景中，河南汝南人，父亲是中学教师，祖母是大家闺秀，颇通诗文，张景中幼承庭训，熟读经典，有良好的文史功底。但他的数学天赋更胜一筹，195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数学系。
杨路，四川渠县人，在成都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高中毕业于名校石室中学。1954年，杨路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是当年石室中学五位考入北大的学生之一。杨路文理兼修，他是数学高材生，但热爱文学，尤爱诗歌。
张景中和杨路进入北大后，很快显露出非凡的数学天赋，在人才济济的数学系54级，他们也是引人注目的学霸。
张景中上大一时，就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选择公理给出了函数方程的通解。后来，华罗庚先生以读者身份指出，德国的数学家哈默尔已在1905年做了这项工作，虽然不是创新，但一个大一学生独立完成这样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
杨路，在校时名杨九高，他在入学之初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同学郭健民回忆，“当程民德老师刚开始讲微积分时，‘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初学者很难找。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第一体育馆旁操场上课后锻炼，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单杠上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地讲起四川话，‘我想起来了’。他找到了这样的函数，这自然轰动了全班，也使54级同学给数学系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的数学系集中了一批最好的老师，张景中和杨路的业师中有江泽涵、程民德、许宝騄、关肇直、聂灵沼、周培源、王仁、徐献瑜等学界巨擘，也有当时还是年轻才俊的助教丁石孙、程庆民、陶懋颀，老师们精彩的授课逻辑严谨、循循善诱，让学生们一步步领略到数学的奥妙而沉醉其中。更令学生受益无穷的是老师们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启发和引导。“各门功课的老师们都不停留于‘交’给知识，而是进一步‘教’学生掌握各课程基本的观点、方法及精神。老师们在大课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是’，习题课常常训练我们思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维日臻严密，大胆质疑，善于质疑。考试时，全部回答无误不一定拿5分，口试时加上不多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老师赞许的眼光就和5分同时出现。环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气甚浓。数学虽极严谨，其探索和创造却非常自由活泼。我们学习的远远不只是定义、定理和习题解法，还有数学的精神及既认真又活跃的学问态度。”这是张景中、杨路的同窗洪允楣的感言，也是笔者接触到的数54级学长们的共同感受。
北京大学的学生素有思想活跃，关心国事的传统，张景中和杨路自不例外。他们在数学系所受到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和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的鼓励，使他们养成了大胆反思、质疑、对本真和终极价值穷尽探索的习惯。他们在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翻云覆雨的环境下，将这种反思和质疑的习惯用于观察社会现象与政治动态。
杨路回忆：我对政治运动的怀疑始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肃反时批判胡风，学习材料里有胡风的言论，我看了材料，我觉得胡风肯定不是反革命，我搞不清胡风为什么是反革命，还有肃反时我们年级有几个同学好像因为什么历史问题受到处理，被开出了学籍，结果一个班被拆了重新组合，我感到不能理解。开会发言时我不能直接讲，就讲了高考时有老师让我学文科的，看来我学理科还是对了，文科的东西没有什么标准。因为这个发言还让我写检查，我没理。
张景中刚入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天赋异禀受到老师的宠爱，同学的崇拜，他曾担任过学生干部，对社会工作热心积极。但是极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头脑使他转而开始质疑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老师丁石孙先生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发表的批判张景中的文章中说：在1955年到1956年，张景中在马列主义的学习中，于课堂讨论时狂妄地表明了要修改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看法。
张景中更大的思想变化发生在1956年的小阳春气候中。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初发表了公开表态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刊登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的勇气。指出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犯了严重错误。
对政治环境一向敏感的北京大学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全校的政治课暂停了既定的《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改学苏共二十大文件，而且是作为正面材料讲授的。尽管二十大文件并没有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但是对“个人崇拜”的严厉批判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授课极大地激发了北大一批活跃的年轻学子对体制弊病的探索与反思。
张景中就是这一批活跃学生的代表人物。丁石孙先生在批判张景中的文章中说：1956年暑假以后张景中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逐渐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在外来影响中，杨路的所谓个性解放和绝对自由等等看法，对他影响不小。……在这段时间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例如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波匈事件等也对他起了不少影响。到了寒假，他思想上的变化就很大了，在《再论》的学习中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在对于人道主义、阶级立场、真理和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他不但没有接受正确的意见，反而在情绪上和一些同学造成了对立。而他和另外一些有错误观点的同学却很接近。到这个时候，张景中和党从观点上的分歧已经发展到思想上的对立。
丁石孙先生谈到的学习《再论》的背景是：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的影响在中国带来的小阳春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开始逆转。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警惕，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的发生外因是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颠覆，内因是匈牙利等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镇压。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阶级斗争被重新强调，斯大林的功过被重新评估，反对个人崇拜不再被提及。所有这些精神，被阐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中。此文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最高层的旨意被层层下达，结合《再论》的发表，上级党的领导决定在各大学组织学习《再论》，以求统一思想。北京大学组织了全校性的学习讨论，讨论的要点是关于“民主”问题：其一“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其二是“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有大民主”。，所谓“统一思想”，是让大家接受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大民主。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主流意识。然而在一些思想活跃者集中的系级，如数学力学系54级，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景中的同班同学刘景麟回忆：他所在的五班，双方争论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高教部的领导曾去旁听他们的讨论。刘景麟说：上级让他们写一份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参与大民主，遭到他们的拒绝。张景中在争论中所持的激进态度引起了系里的关注，他们想帮助这位高材生悬崖勒马。丁石孙回忆：在《再论》学习之后，党组织感觉到他的思想已经发展到很危险的程度，我们曾经和他做了一次五小时的谈话，他并没有听进去。六十多年后，张景中学长回忆这次谈话时说：丁先生说斯大林问题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我坚持认为斯大林问题是制度问题。
投身“5·19运动”
1957年5月19日，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这天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几位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谁，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内容平常的大字报无意中成为点火之作，北大的鸣放由此爆发，这个历时近20天的民主运动，史称“5·19运动”。
当天下午，哲学系56级学生龙英华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呼吁开辟民主墙。
以思想活跃著称的数54级学生立刻关注到大字报，宿舍里，走廊里，都有人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写一张大字报，与张景中同班的激进学生陈奉孝立即去买了一张大字报纸和笔墨，铺开纸拿起笔说：你们说我来写。于是众人七嘴八舌，叫叫嚷嚷，最后陈奉孝执笔写了五条：取消党委制，要求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陈奉孝第一个签了名，之后，张景中、杨路签名，最后，同学张世林出于敢作敢当的义气，也签了名。这张大字报由陈奉孝贴在前两张大字报旁边，是“5·19运动”第三张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虽然简短，却极为犀利尖锐，将所提问题瞬间提升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对高材生张景中、杨路来说，提出这些意见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张景中和杨路的天赋异禀，不仅表现在对数学的领悟力，还表现在对思想自由和人性解放的高度敏感与追求。
张、杨的意见也有些是根据个人经历有感而发。他们是公认的天才学生，但在当时，最好的出路留学苏联却与他们无缘，留学选拔的暗箱操作，唯政治标准，令他们感到不公正和不透明，他们的意见在很多成绩优异却不够革命的学生中非常有代表性。
“5·19”之后，鸣放逐渐进入高潮，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厅的墙面以及后来称之为“三角地”的“广场”周围，活跃的北大学生已不满足于大字报的形式，广场上开始了辩论会，从大饭厅里搬出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站上去讲，各种观点竞相表达，激烈交锋。
随着鸣放的深入，数54级陈奉孝——与张、杨同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窗，感到有必要集中力量，将相近观点的人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他联系各系的激进学生，策划成立激进学生社团，张景中和杨路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和战友。
社团的名称开始由物理系激进学生谭天荣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在5月29日的社团成立大会上，谭天荣的意见被与会者否决，最后由张景中提名“百花学社”，获得一致赞同。
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和杨路都发了言，张景中说：我们首先关心的主要是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讨论，方式应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都可以。改革时，则是自上而下贯彻于领导。我们要使教条主义空气稀薄，使学术空气浓厚。……有人说，“人与人只有合作的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一般的说是不同意的。毛主席和党就可以领导我们，但学术性团体不要领导，也不要民主集中制，大家集体领导，不要什么组织纪律。
杨路说：十天中，我校运动是民主运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他自下而上的一方面，这运动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党中央是同情的，目前民主运动已处于沉静状态。根本原因是感情高潮已过去了。自由空气的形成，自由权利的获得是十天来的主要成绩。林希翎对造成自由讨论的空气很有帮助。本社团是为了作学术性的讨论而成立的。我们要学习哲学书籍，多思维，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如林希翎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
从张景中和杨路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加入鸣放的初心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制度框架内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更有兴趣探讨学术和理论性问题。
“百花学社”成立后的重要工作是创办刊物《广场》和对外宣传北大鸣放，传递北大大字报合集——民主接力棒。《广场》的创办由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王国乡倡议并组织稿件，王国乡因6月份要去吉林实习，在六月初曾想把办刊工作转给杨路——他欣赏杨路的文学才华，但杨路认为办刊的事情还是中文系学生更合适，拒绝了这一邀请，于是，王国乡将《广场》的后续工作交给了中文系文学专业学生张元勋。
因5月下旬，几位来自南开的北大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学生将“民主接力棒”传递到南开，引发了南开大学和周边天津师院、天津大学的鸣放热潮，与北大相似，南开等校鸣放中左、右交锋非常激烈，南开等校校方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控制局面，有记载说南开广播站说北大已处于“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的无政府状态”，令学生感觉受到压制而气愤苦闷，于是，有人写信给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因为他的大字报影响最大，请求北大学生去天津介绍北大情况，支援南开等校鸣放。于是，有了谭天荣、张景中、杨路、刘奇弟（物理系学生）、沈泽宜（中文系学生）、梁次平（数学系学生）六人的天津之行。
6月2日，谭天荣等六人赴天津，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师院、天津大学演讲，介绍北大鸣放情况，发表宣示个人政治观点的演说。
杨路后来谈到去天津的初衷时说：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北大的真实情况。如果外校的同学还没有动脑筋也可以抛砖引玉，即使被批判也会使他们认识提高，所以要去。
在天津几所院校的演讲最具轰动效应的是谭天荣的演讲《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刘奇弟关于为胡风翻案的演说也引起很大反响。张景中和杨路没有进行大规模演讲，只在小型讨论会上做了发言。
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对六个学生的天津之行非常气愤，指责他们是“兴风作浪”，叛逆的杨路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抗议三害分子江隆基对我们的公开诽谤》。
六个学生从天津回来后，百花学社的同人刊物《广场》进入了排版印刷的关键阶段。杨路和张景中都参与了一些工作。因经费严重不足，6月6日，《广场》团队贴出“救救孩子”的募捐书，向全校募捐，杨路参加了募捐的收款工作。
6月5日，《广场》主编张元勋和中文系56级学生崔德甫将计划印刷一万册的纸张一百令及稿件送到印刷一厂，而当他们按照约定在6月10日去印刷厂看清样时，却遭到了工人的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押。学生们无法接受这一变故，决定由能言善辩的张景中和崔德甫在6月12日再次去印刷厂，试图索回被扣的纸张，结果再次受到围攻和谩骂，无功而返。
鏖战反右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鸣放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转瞬间成为反右重镇。
作为百花学社的激进学生骨干，张景中和杨路在鸣放中并没有很多大字报贴出，在5.19当天的四人大字报中，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足够犀利，足够充分，之后便少有长篇发言。反右运动中批判百花学社骨干分子的材料中说：张景中在这次向党进攻中，以诡辩著名。他活动的特点是：大字报写得不多，成系统的话说得不多，但非常活跃，几乎每一次辩论会都有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每一次都得到他的支持。杨路也是一个核心人物，凡是右派的重大活动，大字报、演讲当然有他，以后又与谭天荣等组成“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发起成立“百花学社”，以后又和谭（天荣）、刘（奇弟）等共赴天津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回京以后，积极参加“广场”工作，募捐时他坐镇收款。这些记述，排除了贬损色彩，基本上是属实的。
张景中和杨路的很多言论发表于反右运动开始以后，他们遭到批判斗争之时。他们在表达对于反右运动的强烈反对态度时申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张景中和杨路都是大民主、言论自由、人道主义的坚定主张者和维护者，在鸣放中，他们少有长篇大论的发言，但是他们对基于追求真理、宣传民主、自由，揭露真相的发言均大力支持。林希翎首次来北大演讲时，遭到围攻，杨路和一群同学联合起来保护她，并将她护送回人大。张和杨对言论自由的主张还表现在他们即使不赞同发言者的观点，也尊重其发言的权利。张景中曾提到：“有人说，人与人只有合作的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一般的说是不同意的。”其实，持这一看法的正是杨路，张景中的不同意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5.19运动”中，百花学社内部也曾发生矛盾冲突，但张和杨都没有介入。杨路回忆，在百花学社关于《广场》一些事宜的讨论会上，谭天荣和张元勋等人发生激烈争吵，杨路选择了沉默，在编委会投票开除谭天荣时，他选择了弃权。由此可以看到，张、杨在“5.19运动”中的一个基本态度:共同追求争取民主自由法制的大目标，求同存异，包容个性，避免同一阵营的分裂。
因此，当反右狂澜席卷而来，所谓批判斗争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时候，张、杨的态度非常鲜明。杨路在6月22日“广场”编委扩大会议最后一次聚会上发表了“最后的宣言”，表明了自己对当时局势的态度，对反右运动的抗议，对未来行动的宣示，他说：鉴于目前局势特作个人声明如下：
一、党内进步势力已和保守势力结成联盟（至少是默契），以打击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我不敢肯定没有，正像某些人不能证明他一定有一样。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
二、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而积极扫清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议。
三、党和民主激进派已由他们各自的片面性而陷于某种对立状态，虽然这主要应由党来负责，但我们如果再僵持下去，对党、对现时还缺乏主见的群众和对我们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局面只是对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利。
四、民主力量应该退却，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势力退却，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妥协。这种妥协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人民日报》那篇报导荒谬可笑，要盼望更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广场”应该停办，“百花学社”应该解散，否则不管你们是否进行了反社会主义活动，只要有一点明显的民主要求，除非变成“浪淘沙”那样低级的东西，强权和所谓“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个人主义者，我向“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战士致敬！希望大家注意到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民主权利除掉他的阶级性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
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在全民平等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时，其他许多进一步的民主要求是谈不到的。
六、在这次运动中，我的路线基本正确，没有离开社会主义，但也有错误。现在还不准备检讨，今后行动方针是：
1）谢绝一切辩论会，讨论会和个别谈话。
2）不写大字报小字报。
3）拒绝参加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学习和批判。
七、当别人指责我参与了某些我一直闻所未闻的政治活动（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的来信作为佐证时，提出抗议，不但是我的权利，而且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的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对这个抗议竟然使得一些同志过分激动，并且因而要求开除我的团籍，这件事，我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并且啼笑皆非。
八、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炎附势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学会害臊。要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着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张景中随后写出了自己的最后宣言：急流勇退。他说：我大体上同意杨路“最后的宣言”中所讲的话，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我希望“百花学社”办下去，为了避免社内分歧，我退出。……我永远记住这一月来的情况，并将对我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朋友叙述真相。
杨路《最后的宣言》中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视为张、杨二人当时的政治表态。
以张、杨在“5·19运动”中的言论、表现和对于反右运动的抗拒态度，他们应属于首当其冲被无情打倒的硬核右派，然而，两人在数学上的超凡天赋，让爱才的教授们很想为二人争取网开一面，校方也在等待他们改变态度。6月下旬，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和时任数学系秘书的丁石孙先生邀约张、杨二人谈话，杨路回忆说：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谈不拢的，我对张景中说，先生们平时对我们都不错，谈不拢的话伤感情，我就不去了。
6月26日，三位教授和丁石孙先生与张景中谈话近四个小时，希望他能认错，以帮助他过关，但张景中没有听从教授们的劝告，他坚持“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广场》中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现在学校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他坚持不认错的态度令先生们感到气愤。
第二天，丁石孙先生约杨路单独谈话，根据丁石孙先生的记录，杨路认为：良心、人道是最高的准则，他不愿意从社会主义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杨路表示，你们要谈效果，我只管动机，我不愿改变我的思想，我等待你们的审判好了。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杨路回忆当年的谈话时说：我发现丁先生其实挺左的。后来，在批判我的会上，让我谈感想，我说：我觉得丁先生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因张景中、杨路和他们的同学，“百花学社”的策划者陈奉孝都坚持不认错，物理系的第一学生右派谭天荣更是态度强硬，鸣放中最激烈的数学、物理两个系的反右始终无法推进，时任校领导江隆基是一个仁厚长者，不忍下手，这令上级极为不满。很快，高层派彭真来北大坐镇，亲自督导反右。彭真直接到数学系54级支部和物理系53级谭天荣所在年级支部蹲点，对学生干部耳提面命，亲自部署，采取了高压手段推动反右破局。
据数54级学生党支部书记陈良焜回忆：1957年6月初全国已经转入对右派的批判，北大左派士气大振，激进大字报也日渐凋零，但是在数学54级形势并未扭转。班级准备召开批判张景中、杨路的会，由于张、杨等拒不参加，根本开不起来。党总支和学生干部意识到，不批倒张景中，数学54级形势不可能扭转，于是决定在宿舍28楼门前召开批判大会。为了壮大左派力量，还到外部搬兵。力学54级本来和数学54级是同一年级，刚分专业不久，但是力学54级左派力量较强，于是部分同学被指派参加批张大会。哲学系当时是左派大本营，部分师生也来助阵造势。会议开始张景中仍然在宿舍拒不出门，于是派出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到宿舍找他，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抬到楼前进行批判，所以行动带上了暴力色彩。这次批判会根本扭转了数学54级的反右形势。
与一贯背负自由散漫、个人主义标签的杨路不同，张景中一向被认为品学兼优，曾经被评为三好学生，他天赋超群但并不狂傲，人缘很好，把这样一个人划为右派，从上到下都觉得惋惜。张景中的同学王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他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很舍不得。”
与张景中、杨路合写了大字报的同学张世林回忆：1957年的一天，我一人在屋里看书，同屋的洪允楣急促进入，锁上门，摘下眼镜，掩面哭了起来，问及何事，他半泣半诉：“张景中完了，无可挽救。”洪允楣后来自己也被划为右派，数54级最终划右比例达20%，但让同学惋惜至掩面痛哭的，似只有张景中。
与张景中同命运的杨路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比较恃才傲物，率性而锋芒毕露，在那个时代被视为“个人主义严重”，他被划为右派似乎没有获得多少同情。但杨路因曾经休学一年，划右后被安排到55级右派中学习和检查改造。55级少有天才学生，杨路的才华和率性敢言使他在55级右派学生中引人注目。55级右派学生章亮回忆：当年右派学生单独组织学习，实际上是认罪受批判，学生干部杨立雄负责主持，态度很凶，一次他拍着桌子吼道：知不知道今天是谁的天下？！杨路立刻反唇相讥：今天是你的天下！章亮由此很崇拜杨路，以至于后来因在学校备受歧视，苦不堪言，他觉得还不如到劳改农场与杨路一起去劳改好，竟跑到清河农场去找杨路，结果被轰了出来。55级另一个右派学生来向荣是一个个性鲜明，很爱抬杠的“杠精”，但与杨路十分投缘，他说：我跟其他同学都能较劲，但对杨路只能仰视。他和杨路都爱好文学，两人在右派学习时曾私下里赋诗连句。章亮、来向荣和杨路因划右之后的交集而结下的友情保持了终生。
囹圄生涯
1958年2月8日，张景中和杨路等来了命运的宣判，他们和北大另外几位右派学生被公安抓捕，遣送劳教。
尽管他们在自己沦为另类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下来的时候，还是令他们猝不及防。
与张、杨一起被捕的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回忆：我们被押进了派出所，杨路轻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墙角。
面对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的命运大逆转，性格不同的两个天才学生适应的方式和难度是不一样的。
张景中性格理性沉毅，他熟读文史，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卧薪尝胆，能屈能伸的传统文化理念铸就了他性格的一部分。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回忆：张师曾考我是否能背诵东坡的《留侯论》，我是记得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或许是张景中在面临命运巨大转折时的精神支撑吧！
同时，在农村长大的张景中也从未把自己看作“人上人”，他有很深的底层共情。他说：到了农场我看到周围的农民可能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庄附近挖沟，有一个农民就找到那个领着我们的队长，说我们劳动教养能吃饱，那他们也劳动教养好了。整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算不得什么。
杨路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性情中人，身份的巨大落差给他的心理带来的打击要比其他人大。而且杨路身体瘦弱，对于高强度的劳动，难以承受。杨路的难友，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回忆起1958年大跃进时的一次大会战：“大跃进的声势很大，干得也很猛，伙食有所改善，可是，这样拼命地干，人总有受不了的时候。还算人道，在工地的外面，搭了一个席棚，供那些实在累得不行的人临时休息用。到了第四天，我终于也不行了，来到休息棚中休息。这时我看到王国乡躺在那里，杨路脸向外也躺在那里，他瘦弱的身体蜷曲着，肩头在抽动，我问国乡：他怎么了？国乡说：’在流眼泪。’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怎么了，我们犯了什么？”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即使沦为阶下囚，杨路仍然是那个口无遮拦的杨路。他回忆说：我这个人，讲话不太考虑场合的，比如：大跃进那时候，总是说这也能发电那也能发电，我说：左右手搓一搓还能生电呢！于是被批了一顿。有一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了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结果又被批判了，说我想表达什么？
不管是理智还是性情，这难熬的囚徒生活总要一天天度过。两个天才学生不约而同地拾起了数学的本行，他们相当庆幸当初学了这个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一个数学头脑就能做研究，而且与政治完全不搭界的学科，即使在囚牢中，他们也能够沉浸在数学的思考中，让岁月不致虚度，生命有所寄托。
张景中回忆：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沉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个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
有不止一位难友看到过张、杨下盲棋。生物系右派教师姚仁杰当年也在清河农场劳改，他回忆说：张景中和杨路的聪明和超凡的记忆力使我大为震惊。出工和收工的路上，张和杨居然下起了盲棋，一个说“炮二平五”，一个说“马二跳三”，或是“车一进一”。来来回回全凭记忆把握棋局，对弈起来，一局棋完成之后路数清楚，输赢分明。有时到了工地棋还没下完，他们二人都能记住残局，收工的路途中再接着茬儿继续“拼杀”。这真是消磨路途无聊时间的绝妙高招，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张景中，有时他走在队列的中间，同时对左、右二人下两局棋，步步为营，还多能赢了对手。
在劳改农场度过的生死攸关的日子是1960年的大饥荒，很多人没有熬过那段恐怖的岁月。在清河农场，有两名北大右派学生饿毙，他们是历史系55级学生陈鸿生和物理系56级学生黄思孝。张景中和杨路也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也没有放下数学，或者说，数学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撑。
王书瑶回忆: 一天，他看到右派难友，北大工会的职员刘培之已奄奄一息，于是拼尽全身力气把刘培之送到了病号队抢救。“就在那一次，我看到张景中也在病号队抢救，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有人在向他喂东西。……过了一两天，我再去病号队看刘培之时，看到张景中已坐了起来，拥被而坐，面前摊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人民出版社的右派戴文葆，因体弱，资格也比较老，被派管理劳改农场简陋的图书馆。戴文葆对王书瑶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图书馆，问戴文葆：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戴说：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张又怅怅地走了，仍然那样神情恍惚，他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戴说，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在流血，饿到了这个份上，张景中还在想着系图书馆。
经过三年大饥荒的严酷岁月，张景中解除了劳动教养，在农场留场就业，他调到了农场的航运队，乘船来往于天津和清河农场之间，把天津的垃圾运回农场当肥料。这个工作比在田里劳动轻松许多，张景中得以有较多的时间读书，思考，他开始将一些研究成果成文投稿，但他后来才知道，右派分子的文章是发表不出来的。
杨路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但也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团河农场，张、杨经常通信讨论数学，张景中回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和国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后才发表。
文革遭遇
1966年文革开始，更残酷的厄运来了。张、杨的数学通信被视为反改造活动被迫终止。张景中和很多劳改就业人员一起，被发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景中等劳改就业人员，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的一个支队，他们参加的工程是修建从新疆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全长400公里，他们完全靠人力挖土、抬土，浇灌水泥，制砖，建桥铺路，条件非常艰苦，劳动极其繁重。
北大数学系右派张景中、孙传仪，物理系右派王书瑶都在这支队伍里。王书瑶回忆：在新疆我也受过一些批判，而张景中所受的苦就更多一些，因为他没有摘掉右派帽子。在新疆，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就要对“黑五类”实行专政，专政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每天都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晚饭后至少半个小时，有时更长，低着头，弯着腰，念念有词，说是如何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另一项则是惩罚性劳动，几乎所有的公益性劳动都是他们几个没摘帽子的右派和其他“黑五类”分子承担。“张景中，出来卸车了！”“张景中，出来扫院子了！”了无宁日，即使如此，张景中还是不倦于他的数学研究。
杨路于1969年被发配到四川大邑的新源煤矿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解除劳教，但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仍是被公安人员监管的就业人员。杨路身体瘦弱，但仍被迫当了下井矿工，这是劳改中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杨路的同学、难友潘轺湘说：我在同学中是比较瘦小的，杨路比我还瘦弱一些，他下矿井那几年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杨路的幸运是他在70年代初结了婚，妻子是他的发小张锡锟的妹妹张锡铮。张锡锟是化学系54级右派，于1975年8月在四川盐源劳改监狱中被枪决，是北大右派中最后一个被专政的死难者。
1971年，张景中摘掉了右派帽子，他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做数学研究。他找到了杨路的下落，两人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学术通信，信件由杨路的妻子传递，内容大多是讨论几何算法的，是他们在80年代发表的很多论文的基本内容。
1974年，张景中在中学同学郭秀华——郭在张景中所在农二师21团组织部工作——的帮助下，调到21团子弟中学教数学，对张景中来说，这是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转折点。
具有极高研究天赋的张景中，对数学教育也有一份特殊的热爱，他倾心于钻研如何将艰深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明白，并非常陶醉于这种教学方式的探讨。这也是他后来成名之后始终热心于数学科普的主要原因。
张景中在21团子弟中学的学生张小平、刘建平曾经受教于张景中近两年，他们终生不能忘记恩师对他们的启蒙。他们回忆起第一次在张景中居住的小屋里见到老师的情形：
景中老师问了我们好多关于数学教学方面的问题，向我们介绍了学习数学的一些方法，并对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交谈中，看得出他是一个十分喜欢数学，并且对数学充满自信和痴迷的人。这时，我们问了他一道困扰了我们多年的数学问题——“三人分鱼”，这是我们在1971年遇到的一道难题：
有三个人打了一堆鱼，因为太累，决定先休息一下再分。过了一会儿，第一个人来了，他将这堆鱼平均分成三份，结果多了一条，就顺手甩进了河里，然后拿走了其中的一份。第二个人来了后，他将剩余的鱼也平均分成三份，分完后，发现又多了一条，就把它也扔进了河里，取走了其中的一份。第三个人来了后，也重复了前一个人的过程。问这一堆鱼共有多少条？
当时我们上初二，接触到这么有趣味的问题，就想急于解出，然而总也寻求不到正确的解法。后来，我们用倒推的方法，用具体的整数一个一个的试算，便得到这堆鱼有25条、52条等答案，但是一般性的答案一直没有得到。几乎两年的时间，我们一有空，就想着怎么快些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次，我们自然要问一问景中老师，看他有没有好办法。
看得出，景中老师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他稍微思考了一会儿，就在草稿纸上演算开来，不到3分钟，就列出了算式：y=27t-2，并向我们讲解到，当t=1，2，3…时，就得到25条、52条、79条等全部满足条件的答案。他不是像我们那样，盲目地用具体的数一个一个的猜测，而是推出了一个关系式，得到了具有一般性的结论！这下把我们惊呆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老师吗？这次见面，景中老师充满智慧的言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景中老师在中国科大，给少年班的同学们讲解李政道博士提出的“五猴分桃”问题时，给出了好几种绝妙的解法，应该与这晚我们之间的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学生怀着爱戴和敬仰的心情，仔细认真地听景中老师讲的每一节课。景中老师对数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实在出人意料。他讲课时，语言稍稍带有河南口音，但却娓娓动听，生动风趣，解题方法更是简洁独特。他能将数学知识轻而易举的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学习变得轻松和愉快。
比如说，将乘除法转化为用对数的加减法运算，这个内容哪个老师都会讲，但是，景中老师讲的方法独到，计算简捷，高人一筹。
把土地面积中的“平方米”单位转化成“亩”的单位，他独创了用“加半移三法”五个字来教学，生动、形象、好学、易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景中老师竟然可以利用一切机会给我们传授数学知识。在教授“优选法”的时候，他亲自带领我们到食堂用蒸馒头做试验。在教授液面高度与重量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亲自带领我们到油库搞实地测量。“学工”劳动中，制作取暖用的烟筒拐把时，碰到如何下料的问题，他及时教会我们用正弦函数曲线来放样。“学农”劳动时，他又利用试验田给我们讲授搞正交实验的数学知识。
有一次，学校安排景中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参加一个星期的劳动。临下去前，他要求我们在劳动中都要思考数学问题，每个同学在劳动中编拟一道解决实际生产情形的数学问题，回到课堂交流讨论。他自己提出的是一个关于螺丝的三视图问题，有一个同学提出了怎样用三角知识在钢板上下料最省，得到了他的表扬，并鼓励这名同学走上讲台给全班进行了讲解。
景中老师那充满智慧的头脑，课堂内外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同学们最喜欢玩他教的游戏，像扑克牌的“上山下乡”和“促膝谈心”，摆石子的“调兵遣将”等等。他讲授的“中国邮路与一笔画”、“抓石子与二进制”等问题也都非常有趣。那时候，这些学起来既容易，玩起来又充满乐趣的游戏，真是让我们度过了快乐的学生时光。如今，存在记忆中的这些游戏又变成了我们教育下一代的好素材。
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反智年代，学生们能遇到张景中这样热爱教学而又充满智慧的老师是何等幸运，张景中让学生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数学之美，以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然而好景不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张景中由于主张加强基础教育，提出考试方法应该开卷闭卷结合等看法，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他被清除出学校，回基建连劳动。
1975年7月，劳教近20年的杨路终于获准离开煤矿回家自谋职业，在街道上干临时工，虽然还是重体力劳动，但是杨路形容自己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呀，真呀么真高兴呀!
东山再起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命运开始改变。
大地回春的1978年，张景中首先感觉到的春意是他的论文终于能够发表了。张景中说：华罗庚在一本书中讲过巴芒计算台形体积的公式。这公式不便计算，而且对简单形体不能给出准确值，我提出了另一个消除这些缺点的公式。文章发表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编辑部给团政治部发函询问，如何署名？经领导慎重研究，最后决定署名为“新疆巴州21团子女中学数学教研室”。无论如何，总是发表了，后来又在《计算数学》发表一篇文章，署名“井中”。
1978年3月的中国科学大会，标志着中国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张景中和杨路的命运也开始了大逆转。
此时，当年北大数力系的助教陶懋颀和数54级学生赵立人都从其他单位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都是“57反右”的落难者。他们较早知悉政策的改变，但他们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时来运转，而是想到了仍然困顿在社会底层的张景中和杨路，他们了解张、杨的不凡天赋，决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早日重返学术殿堂。陶懋颀、赵立人和另一个北大数学系系友熊金城共同谋划此事，他们担心直接商调难以成功，决定先由科大发函邀请张景中来做学术报告，使他能离开新疆农场，把人“扣”在科大，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期间请新疆领导允许放人，事情进展顺利，只待档案到来，此时陶懋颀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亲赴新疆取档，他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小飞机到张景中的农场所在地库尔勒，全然不顾颠簸和危险，取到张景中的档案，原路返回。陶懋颀为挤车被踩伤了脚，回来后因劳累过度病了一场。
从张景中那里，他们得知杨路的下落，又去办理杨路的调动。
杨路回忆：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还没平反呢。他们说，没平反我们也要调。当时我的档案还在劳改单位，调档案时，单位说，等等，我们需要销毁一些东西。据说，我的档案有好厚的一大摞，要销毁的东西肯定很多。
1978年12月，张景中和杨路在中国科技大学聚首，这是两个老同学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大学校园里相见。
1979年，张、杨正式调入中科大，他们的贵人陶懋颀老师，拼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两位劳改流放二十年的天才重新归队。此举令张、杨二人感激终生。
这一年，北京大学也在讨论张、杨的右派改正问题，杨路回忆：1979年的早些时候，我们在中科大同时收到北大数学系邓东皋学长的信，他建议我们各写一信向系里申请改正，景中写了，我没写，陶先生问我为何不写，我答说如果景中能改正，也拉不下我。
1979年6-7月份，张、杨同时收到了北大寄来的右派改正通知书，这个通知书是留了尾巴的，措辞是“1957年有些言行是错误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决定予以改正”，两人的通知一字不差。直至1984年，北大再次发来去掉尾巴的彻底改正通知书。
1979年，张、杨在中科大开始投入教学，他们教数学系和少年班的数学课。一位中科大当年的学生在笔者关于数学系54级的文章后留言：有幸听过张景中老师到科大后的第一学期讲课，深入浅出，不完全照本宣科，引导学生寻找新的证明思路。他的讲课，可以说是出神入化。张、杨当时刚从半劳教社会中出来，一个瘦小羸弱，一个华发蓬乱，满脸沧桑。其实他们不过才四十出头。他们在发配中靠通信研究数学。正是陶懋颀老师的努力，才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在中科大期间，张、杨二十年厚积薄发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一般面世。张景中说：在中科大的六年，我自己以及和杨路等合写了文章、著作几十篇（部），所作的问题除了几何算法（距离几何）和动力系统中的泛函方程外，还涉及数值分析、组合几何、计算几何和非线性振动等多个领域。
张景中说，在诸多成果中，他最喜爱的是生锈圆规问题的研究成果。生锈圆规问题即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做出哪些几何图形？张、杨进入这一研究后，很快得出了意外完美的结果，文章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上刊登，审稿评论称：这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其方法又引人入胜。我无条件推荐它发表。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在《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1985年，因两地分居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张景中和杨路同时调往中科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晋升中科院研究员，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时，他们转入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张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吴文俊先生提出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受到启发，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他特别关注吴文俊的成果之后有待突破的难题——如何让机器生成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证明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突破，他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消点法，后来，杨路将消点法用于非欧几何，出版了英文专著。国际同行评价这一成果是计算机解决几何问题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1995年，张景中因这一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张景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最看重的，不是获奖当院士那些，而是从新疆就开始思考的数学教育，数学教育是国际上多年无解的难题，我发现关键是数学本身需要简化整顿，即为了教育，要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容易。
为了普及数学，张景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几部数学科普书籍，《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传奇》《数学与哲学》《教育数学丛书》，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备受读者喜爱。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因为对科普的投入和贡献，他曾担任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202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2021年”CCF终身成就奖“评选结果，张景中被授予该奖项，以表彰他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与张景中合作半个世纪的杨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与张景中合作无间，而又各有所成。他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首席科学家，他所创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行内专家认为是“解决了实代数的基本问题”，所开发的”BOTTEMA”等软件是国内外关于不等式机器证明和机器发现的效率最高的软件。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杨路担任IMO中国国家代表队领队、主教练，1996年—2002年，杨路受聘兼任北大数学科学院信息科学系主任，教授。
冰雪人格
在笔者进行的北大五七历史调查中，张景中和杨路作为当年著名的学生右派，是笔者重点的研究对象，在与他们二人的交流以及所看到的关于他们的材料中，最令我震撼的不是他们的卓越成就，而是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冰雪人格，既高标脱俗，又严谨求实，对于历史的过往，他们无悔于当初的选择，而又从不以先知自居。他们超脱了个人恩怨，但又洞彻大是大非。他们淡泊名利，但又全力承担社会责任。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近乎完美。
在与笔者的交流中，张、杨对待历史过往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他们对自己1957年的选择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无怨无悔。作为数学系的天才学生，他们曾被三位教授和丁石孙先生劝降，但他们拒绝了教授们的好意。设想如果他们当时接受教授们的劝导低头认错，就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之后的二十年苦难，他们是否会有“不听老人言，吃亏二十年”的悔恨？
笔者很容易联想到80年代那些激情热血的师弟师妹们，他们也曾受到丁石孙校长类似的劝导，也曾拒绝听从而一意孤行，但是后来的惨痛后果让他们悔不当初，我曾经看到他们在丁校长去世时如泣如诉的悔恨和感戴。
然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张、杨毫不动摇的坚定无悔，杨路对笔者说：我没有任何后悔，当年我就认为我是对的，他们说我错了，事实证明我还是对的。当笔者问道因为1957年的选择，被劳改流放二十年，是否代价太大？杨路说：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已经做了，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从张、杨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何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张、杨所受到的批判和斗争是非常猛烈的，有很多属于人身攻击的侮辱，他们所在的数学系54级，划右比例之高，居全校前列，因为政治运动的揭发批判，造成了同学间感情的严重伤害。张、杨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却能摒弃前嫌，超脱个人恩怨，主动表示和解态度。
据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因为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曾经担心昔日的左右双方如何面对彼此。而首先释放出善意信号的是张景中和杨路。“我们听到张景中和杨路提出建议说愿意聚会，非常高兴。他们提出来，我们当然要组织啊！”于是在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数54级有了第一次聚会。数54级的多次聚会，张、杨均尽可能参加，他们和其他受难者表现出的君子风度，是数54级能够弥合裂痕，重建同学感情的重要因素。
但张、杨也从未忘记“5·19运动”的悲壮历史，杨路说：在担任北大信息科学系主任期间，他曾多次来北大，经常去未名湖边散步，但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
很多关于张、杨的记述都谈到他们对名利的淡泊，彭晓伟《“80后”给“80后”的心灵礼物》一文记载了他在采访杨路时曾问道，他和张景中在中科大数学系工作了6年，为何没出国？杨路说：“当时，许多后来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在科大都已好多年了，我们俩刚来没多久就要‘插队’，跟人家抢机会，不太好。所以我跟张景中说‘算了算了’，张景中也说对。”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在《师从张景中》一书中提到：中科大数学系的一些老先生对很多问题研究很深，但很少写文章，有时会把想法告诉学生，让学生写成文章发表，当学生写成文章要将老师署名的时候，老师坚决不让。譬如曾肯成先生就是一位。张师在中科大工作多年，自然也会受那些老先生的影响。他常常给我讲一些他独特的想法，让我单独署名发表，因此造成了错觉，以致在某些人看来，我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我的年龄。
彭翕成说：现在高校流行出书，很多导师让学生找材料，整理书稿，甚至是直接参与工作，都不给学生署名的，顶多就是在序言里附带提一下。而张师则不同，只要你参与了工作，不论多少，都会给你署名，并分给你稿费。
张、杨之间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数十年患难与共、相互成就、合作无间的深厚情谊。获得诺奖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合作中的署名问题引发分歧，直至决裂，成为科学界的莫大遗憾。而张景中和杨路的合作关系则尽显君子之风。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说，每次张师和我谈起杨路时，都唏嘘感慨：“杨路没评上院士实在太可惜了。”以他的水平和成果是没问题的，单以不等式自动推理这一项就足矣，何况其他还有那么多成果。为什么多人合作，一定要排出个一二三来。很多时候，谁的贡献更大一些，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总是考虑个人利益，打小算盘，合作是难以深入的。
而杨路对自己未能当选院士毫不在意，笔者在采访中谈到他们的遭遇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成就时，杨路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很满足了，张景中不是当了院士吗？还想得诺贝尔奖啊？言语间似乎张景中的成就也就是他的成就，他们是不分彼此的。
张、杨都是极重情义的人，对于在困境中给予自己帮助的前辈和患难与共的亲友都念念不忘。
1996年，已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的恩师陶懋颀先生罹患胰腺癌住院，张景中闻讯，带全家赴京看望，并亲自在床边服侍十多天。1997年，陶懋颀不幸病逝。张景中不胜悲悼，他说：陶老师的逝世是我成年后经历过的最大的悲痛。
他们都在落难岁月中结婚成家，但地位改变后，都对妻子心怀感恩，不离不弃，白头偕老。
他们在劳改难友中是后来境遇最好，成就最大的，但他们一直与难友保持密切联系，杨路在做全国人大代表的几年间，每次来京开会，都要与当年的难友聚会。近年来，有难友陆续去世，杨路都会深情哀悼。
因张、杨都是我采访过的学长，我与他们都有微信联系，我知道张景中目前仍然每天全时工作，九十高龄的他至今仍活跃在科普一线。我因此较少打扰他，与杨路学长的互动则较多。与杨路的互动让我隔屏感受到一个睿智、真诚、严谨，是非分明而又极富情趣的灵魂。
我的一篇文章《1957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在2024年5月1日发表，否定了一直以来历史系右派学生许南亭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说法，杨路学长很快发来留言：1957年夏天，特别是暑假期间，我和许南亭三天两头见面，但谈话中从未提及第一张大字报的话题。不过在北大老右圈子里，一致以为那是许南亭之作，现在看来可能是误会。第一张大字报许南亭作者说几乎已是多年来北大反右叙述中的成说，杨路学长在看了我的文章后，能立即更正并表示对我文章的支持，令我深为感动。
杨路的严谨体现在他注重每个细节的准确性，文革中遇难的北大右派学生张锡锟是他的妻兄，我曾因写张锡锟采访了杨路，他提供了他所知的情况，并特地叮嘱我“张锡锟的‘锟’是金字旁，注意一定不要写成‘琨’”。
尽管在北大数学系蒙受不白之冤，之后受尽磨难，但他仍然对母校母系极为关注。近日，王虹、邓煜获得菲尔茨奖后成为热点，杨路显然一直关注这两个晚辈，他特地给我发来数学学院院长陈大岳证明王虹在北大数院曾获评优秀毕业生，具备保研资格，多位教师曾为她写推荐信的文章。显然，北大数学系在他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杨路学长晚年仍保持了对文学和音乐的热爱，他曾发来《夜半歌声》电影主题歌的视频，那是他在劳改生涯中难忘的旋律。杨路查到，这首歌的原唱者盛家伦在1957年去世，他特地向DeepSeek提问：盛家伦如果1957年不去世，是否可能被划右派？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盛家伦1957年没有病逝，他极有可能会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张景中和杨路的一生跌宕起伏，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活出了极至的精彩。他们追求真理的风骨，面对强权的不屈，绝境中的发愤，顺境中的热忱，成功后的淡泊，对名利的超脱，都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所做的贡献必将载入历史，而他们作为杰出的一代学者，无数学生的恩师，以他们的道德文章，彰显出的科学之美，人文之美，将成为他们留给后世的最宝贵财富。
杨路最喜欢拜伦的诗:
爱我者，我致以叹息；
恨我者，我报以微笑；
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
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而张景中欣赏苏轼《晁错论》之言: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正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注释：
1.郭健民《考上北大》，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89页。
2.洪允楣《教育贵在后劲》，同上书，第92~93页。
3.丁石孙《张景中怎样从“三好”学生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见北京大学思想战线编委会《思想战线》第4期，第21页，1957.7.24
4.同上文，第21页。
5.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44页。
6.丁石孙《张景中怎样从“三好”学生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见北京大学思想战线编委会《思想战线》第4期，第22页，1957.7.24
7.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第19页，1957.10
8.同上书，第10~11页。
9.“五月”编辑部《关于北大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若干材料》，见北大争鸣社“论坛”编委会主编《论坛》第2期，第43、45页。1957.7
10.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第17~18页，1957.10
11.同上书，第25页。
12.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51页。
13.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229页。
14.张世林《回忆我几位同学的一些事》，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66页。
15.同上书，第29页。
16.曾涛、尹传红《在苦难中升华——张景中访问记》，人民网，2004.12.20
17.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2007，第250\~251页。
18.张景中《重聚未名湖》，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45~346页。
19.姚仁杰《心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4，第319页。
20.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2007，第296~298页。
21.同上书，第333页。
22.张小平、刘建平《张景中院士如何教中学》，刊于“彭翕成讲数学”公号，2016.6.11
23.张景中《重聚未名湖》，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49~350页。
24.见《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26日，第8版。
25.彭翕成《师从张景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71~72页，第77页。
26.同上书，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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