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網站）當強大的經貿實力已經讓國際社會無法忽視，台灣的政治與法理地位的爭議也隨之而起。李登輝上任總統之初，即展現思考國家定位轉向務實的傾向。天安門事件讓中共因血腥鎮壓遭西方國家制裁，與此同時，剛結束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改革的台灣積極尋求外交突圍的機會，成功與加勒比海島國格瑞那達、西非賴比瑞亞等國建交或復交。
胡佛研究所學者林孝庭著有《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後，新作《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以大量中、英、日、法、德文官方檔案史料為基礎，深入探討了李登輝接任總統初期，如何藉由重塑國家定位，帶領中華民國突破外交困境。
專訪／林孝庭爬梳各國檔案史料 以國際視野重新解讀李登輝專訪／林孝庭新書談李登輝時代 任內重新定義中華民國然而，李登輝時代彈性外交的努力也面臨內外挑戰。對內，李登輝需說服郝柏村等軍方人士支持外交支出；對外，則需應對美國對其外交動作是否蘊含台獨意識的疑慮。儘管挑戰重重，李登輝仍成功運用經貿優勢，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兩岸政權技巧性並存的模式，奠定了未來台灣爭取國際承認取徑的大方向。中央社取得授權，與您分享部分內容。
「中華民國」是什麼？
「我們與中國之間有個非常微妙的問題，那就是台灣。因為海峽兩岸都宣稱自己代表全中國，這是他們之間的問題，然而對於此一爭議，我們已表明他們彼此必須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且我們也清楚表示，美國在增進與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同時，對於台灣島上的中國人，我們沒有理由因此斷絕與他們的傳統友誼，畢竟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即是美國的盟邦。我們與台灣是朋友，而且我們已屢次向中國大陸的政府表示，他們應當能意識到，美國不會因為結交新朋友而拋棄舊朋友，他們對此應當感到更加自在，因為我們同樣也可以和他們〔中共〕交朋友。」
──美國總統雷根在白宮的公開談話（1983年12月2日）
重塑外部的正當性
由於李登輝沒有大陸時期國共鬥爭的歷史包袱，因此早在擔任蔣經國的副手時，便開始反思兩岸關係既有框架的合理性。第二章提及，1985年夏天他曾私下告訴日本駐台代表原富士男，台灣在面對中國時應展現更多的自信心，不要懼怕與對岸接觸和交流，甚至認為國民黨應當拋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不切實際的政治口號。當絕大多數的外省權貴仍深陷過往與中共交手的失敗經驗而固守「三不」政策時，從未真正與對岸政權有正面交鋒經驗的李登輝，卻已默默認定「改善兩岸關係」與「打破外交孤立」兩者應雙軌並進。1988年8月20日，甫就任總統不久的李登輝，向剛卸任駐美代表職位、返台接任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的錢復徵詢「聯邦」與「邦聯」的差別何在，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出身的錢復從理論、歷史與實務操作等角度向他詳細說明，李聽聞之後沉思片刻後便表示，未來兩岸的關係應該朝「邦聯」的方向進行。此一提問本身即透露出其對既有國家定位的不確定感。
前總統李登輝（左）1988年8月22日在總統府八月份國父紀念月會中，主持新任行政院政委委員兼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復（前右）宣誓就職典禮。（中央社檔案照片）除了思索兩岸關係未來的出路，李登輝對如何突破外交困境也展現出強烈的企圖。他剛上任不久便希望訪問美國，然而在兩國沒有邦交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1988年9月4日夜晚李登輝再度召見錢復，探詢前往白宮拜訪並在國會山莊發表演說的可行性，錢復的回應顯然務實許多，認為比較可行的是在美政府的默許下，參加每年2月初在華府舉行的全美祈禱早餐會；由於李登輝是康乃爾大學校友，部分美方友人建議由康大校方出面邀訪，或許也會有些機會。1989年年初，李登輝仍寄望能前往華府參加早餐會，由於剛入主白宮的布希總統對此構想毫無反應，他在失望之餘向錢復表示，未來只能設法透過康乃爾大學來爭取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有意藉由母校邀請訪問美國的消息，很快就被北京當局掌握，這年4月中共駐美大使館政治參事蕭厚德為此向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代理主任貝德（Jeffrey A. Bader）表達強烈的關切，貝德則以「毫無所悉」回應中方的質疑. 圍繞在李登輝訪美的爭議，可說從他上任之初即已浮現。
縱然一時之間去不了美國，亟欲打破外交孤立的李登輝，仍在同年（1989）三月前往與兩岸皆無邦交的新加坡訪問；他不計較無法獲得21響禮炮、校閱儀仗隊與公開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等官式禮遇，也不介意被稱為「台灣來的總統」，繼1977年嚴家淦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之後，他成為12年來首位踏出國門的中華民國現任元首。在停留新加坡期間，李登輝召見台灣駐東南亞各國使節，明確指示未來一切對外事務，「外交優先」乃是最高原則，其他經濟、國防、學術文化、新聞與科技等部門，則必須與之密切配合與協調。李進一步指出，當前最能增進對外關係的憑藉是台灣充沛的經貿實力，他當眾宣布政府已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作為堅實的後盾，並要在座第一線外交人員在未來全力透過經貿手段達成外交目的。
1989年3月，前總統李登輝應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邀，訪問星國。這是李登輝首度以總統身份出訪，並創下台灣總統訪問非邦交國的先例。圖為李登輝夫婦（右）結束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左2）到機場送行。（中央社檔案照片）本書前述蔣經國主政晚年，外交上「漢賊不兩立」與兩岸關係「三不」的政策都因為「亞銀會籍案」與「華航貨機案」而出現鬆動，台灣廣大的民意對於拓展國際生存空間的殷切渴盼，在威權強人離世前即已充分展現。英國官方文件的內容清楚反映出蔣經國主政晚期，台灣在外交上所展現的靈活手腕，與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頻頻挨打的淒慘景象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1987年年底，時任行政院副院長連戰應法國參議院長波赫（Alain Poher）的邀請，前往巴黎進行私人訪問，成為1964年兩國斷交以來首位到訪的中華民國政府要員；法方為了爭取台灣經貿建設的大餅，力抗北京壓力，給予連戰極大的禮遇。此時英國還注意到，來自台北的外交官在歐盟前身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總部比利時布魯塞爾，以及設有許多重要機構的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等地積極活動，為爭取與歐陸各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而進行遊說。倫敦當局私底下嘲諷台北此舉有如章魚爪，正朝著歐洲共同體會員國進行一輪「猛攻」（onslaught），並認定此番努力終將徒勞無功，雖然歐體成員國樂意為台灣人做點事，但唯獨「承認台灣政府」這檔事沒得談。
然而，英國人很快就發現，台灣整體的經貿實力已達到不容忽視的地步，而伴隨此種影響力所延伸的棘手議題，即是應當如何重新定義統治台灣的這個政權，以及如何與之打交道。
1987年12月7日，首相柴契爾夫人收到一封來自自家保守黨陣營國會議員博伊森（Rhodes Boyson）的私人信函，這位曾在鐵娘子麾下擔任內閣要職的重量級議員，剛從台北訪問歸來，他提到許多當地企業界人士向他抱怨，與其他歐陸國家相比，英政府對台灣顯得極不友善，對有意前來拓展商機的商人設下重重障礙；博伊森也提及台灣享有巨大的外匯存底與對英貿易順差，雙方的經貿商機潛力無窮，他實在無法理解為何英國要平白錯過如此難得的機會。博伊森的信函引起柴契爾夫人的重視，翌年1月13日，也就是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的同一天，她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召集各部會首長會談，眾官員考量到香港回歸問題過於敏感，為避免得罪中共，短期內不便大幅提升對台關係，即使如此，當天會議仍達成放寬台灣民眾申請英國入境簽證、允許台北駐英機構「自由中國中心」（Free China Center）適度擴編並改善其待遇，以及強化英國駐台北貿易機構的功能、鼓勵台人前來英國留學等重要決議。事實上，英國內閣官僚對於台北所展現的強烈外交企圖心，相當不以為然。理論上「自由中國中心」是一個非官方的文化機構，然而該中心主任房金炎卻四處在倫敦社交圈宣稱自己是「中華民國駐英大使」，積極花錢招待國會議員訪台，又在幕後煽動坊間媒體刊登「台灣遭受國際社會不公平對待」的報導，在英方看來，房金炎的所作所為都在破壞倫敦與北京關係。多年來，台北派駐歐陸各地的外交官個個長袖善舞，拉一個打一個，藉此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其慣用手法是設法讓各國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或企業人士相信，只要他們能夠爭取改善對台關係，將可獲得可觀的經貿利益作為回報；如今「自由中國中心」要求擴編人員與核發簽證權力，英國外交部考量中共恐將出現不良反應而堅決表示反對，以免惹來不必要的外交風波。
總統府1988年1月19日舉行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追思會，由前總統李登輝（前左）親自主持，儀式莊嚴肅穆，充分表現出府內同仁對經國先生的無限哀思。（中央社檔案照片）雖然不少倫敦官員對房金炎的觀感不佳，但外相侯艾（Geoffrey Howe）出於現實考量，頗有意願改善台、英關係。李登輝上任之初，長榮海運已將歐洲總部由倫敦遷往德國漢堡，原因之一正是英政府核發工作簽證的效率太慢且過於刁難，英國國會與商界為為此抱怨不已。此後兩年內，愈來愈多台灣企業在英國與歐陸各地註冊登記成為法人，也有愈來愈多歐洲民間企業與台灣有業務往來，英國貿工部開始收到不少律師事務所的諮詢，希望確認英國政府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法律登記規範下的台灣企業，以及台灣民間法人是否具備在英國本土進行法律訴訟的資格，許多在倫敦執業的律師甚至無法理解，為何英國法規對於台灣地位不直接標註「台灣」，而必須寫成「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英國外交部官員實在無法提供標準答案，只能建議律師「自行依照現實情況與證據進行正常判斷」，此種鴕鳥心態一時之間成為當地的笑柄，不少內閣官員私下坦承，這種對台的模糊立場只會讓英國蒙受巨大商業利益的損失。隨著台灣經貿實力持續上升，圍繞在台灣政治與法理地位的爭議也隨之而起，「中華民國」究竟是怎麼樣的存在？成為1990年代國際主流社會的新挑戰。
李登輝上任之初，審時度勢，如何重新爭取失去近20年的中華民國國際正當性，成為重中之重。就在新加坡之行結束短短兩個月後，中國爆發天安門事件，北京當局強力鎮壓學生民主運動，與國民黨結束威權統治並持續推動政治改革，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共遭西方國家制裁，國際形象崩盤，東亞區域的政治格局出現轉變，也為台北推動務實外交開啟了一扇窗。「六四」對兩岸外部環境帶來的變化，從以下的例子即可窺知：加拿大卑詩省議會全體議員在一封致總理穆羅尼（Brian Mulroney）的公開信中指出，中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血腥鎮壓，提供各國政府重新檢視對華政策的契機，而台灣耀眼的經濟成就已讓全世界無法繼續忽視，省議會不明白為何加拿大聯邦政府至今仍不願提升與台北的關係，尤其是兩岸的民間交流早已開啟，北京當局更無理由阻撓各國拓展對台關係。
前總統李登輝1989年6月4日出席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的中外記者會，對天安門事件，發表嚴正聲明，譴責中共政權血腥鎮壓大陸同胞爭民主、爭自由的暴行。（中央社檔案照片）加拿大卑詩省議會的這封信函，可謂全球各國決策者內心想法的縮影。天安門事件結束不到一個月，一年前剛與北京建交的烏拉圭政府，不但取消原定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來訪的安排，更辯論起與台北斷交究竟是否明智。與此同時，加勒比海島國格瑞那達決定與中華民國建交，創下台北退出聯合國以來中共邦交國轉向的先例，短短一年內國府又陸續與西非賴比瑞亞、中美洲貝里斯與非洲南部的賴索托王國復交或建交，邦交國數字谷底反彈，從23國回升至27國。由於這些新友邦大多是大英國協成員國，倫敦當局對此感到好奇，將此一現象歸咎於這些舊殖民地發自內心對共產制度的厭惡，或者是台灣英語教育普及，有利於和英語系國家打交道，讓「金錢外交」更容易下手。不論原因為何，英政府官員暗自禱告，中共當局不要因此而認定英國在背後搞鬼，煽動這些前殖民地在外交上轉向，回過頭來承認中華民國。
邦交國數字反彈回升，讓飽嚐外交孤立的台灣人民雀躍不已。1989年10月2日當外交部長連戰召開記者會宣布與賴比瑞亞恢復邦交時，現場鎂光燈閃個不停，翌日《聯合報》頭版頭條以〈連戰皆捷，妙手生輝〉的雙關語讚賞此一成果。然而，台灣新聞媒體不知道的內幕顯然更多且更令人驚訝：在歐洲心臟地帶的奧地利，連戰於「六四」過後不久前往密訪，向來立場親台的維也納大學教授溫克勒（Gunther Winkler）透過技巧性的操作，趁著他本人前往總統府洽談公務的時機，竟瞞著禮賓官員把連戰一起「挾帶」入內，而促成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與奧地利總統華德翰（Kurt Waldheim）的歷史性晤面；地中海的島國馬爾他，該國政治人物應邀密訪台北不絕於途，不少人返國接掌要職之後，台灣便趁機提出誘人的經貿合作條件來爭取邦誼，被蒙在鼓裡的馬國駐北京大使館知悉後氣急敗壞，於是積極補救，台北只差一步就挖走中共在歐洲這個邦交國；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海，向來親中的牙買加政府內閣部長開始大方地應邀訪台，而台灣的投資考察團也高調地前往官式交流，中共大使館因而向牙買加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但換來的卻是該國官員對天安門慘案的嚴詞批評；在南美洲祕魯，台北新設立的經濟文化辦事處於1990年12月揭幕時，處長劉佳豐儼然以特命全權大使自居，在盛大高調的開幕儀式上，眾多祕魯部長級官員、軍方代表與國會議員紛紛出席致賀，劉佳豐則一一介紹同仁，並當眾宣布台灣官方代表團即將到訪，推動雙方經貿與技術的交流。一名蒞臨現場的英國外交官注意到，中共駐秘魯大使館的官員只能遠遠在一旁默默盯著活動進行，未能有任何反制的作為。
前外交部長連戰（右）和時任賴比瑞亞代理外長布爾（左）1989年10月9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建交公報，前行政院長李煥（右二）和時任賴國副總統莫尼巴（左二）在場觀禮。（中央社檔案照片）雖然民意熱烈支持政府推動外交工作，但李登輝心知肚明，「爭取外交承認」涉及兩岸關係的定義與本質，以及敏感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爭議，因此他必須先在內部取得共識。早在1988年秋天，他便向參謀總長郝柏村分享其有意出訪美國與新加坡，以及爭取新邦交國等機密構想，郝雖認同李登輝對於突破外交困境所做的努力，但花錢與幾個小國家建交，在他看來只能「撐撐面子」而已，須全盤謹慎考慮台灣經濟的負擔能力，郝最關切的仍是如何與歐美大國建立實質的關係。為了說服郝柏村支持爭取新邦交國，李登輝特地搬出美國政府作為背書，在與賴比瑞亞宣布復交後數日，李特別召見郝柏村，解釋該國政府事前曾徵詢華府意見，美方告以可行，可見美政府也贊同台灣推動務實外交；由於惱羞成怒的中共駐賴國大使館曾揚言，賴國外交轉向恐將迫使解放軍攻打台灣，李登輝因而囑咐軍方注重戰備。兩人晤談當天郝柏村在日記裡寫道：「中共對我彈性務實外交反應激烈，吾人決不受其威脅。」
雖然郝柏村支持外交上應有所作為，但美國的態度是否如李登輝所認為的積極正面，值得重新思考。李登輝剛訪問新加坡歸來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的特別助理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便透過特殊管道轉告台北：美方並不明瞭李總統推動彈性外交目的究竟何在，然而就維持與各國實質關係而言，台灣並無任何困難，如果推動外交工作還包涵其他政治目的，恐致兩岸發生正面衝突；芮孝儉進一步指出「彈性外交」或多或少蘊藏著台獨意識，在他看來，當前國民黨領導階層中有不少人懷有台獨意識，但美政府並不支持台獨。李登輝聞後相當不悅，對於芮氏所謂「國民黨領導階層中有不少人懷有台獨意識」的說法更是難以吞嚥。或許芮孝儉只是表達個人觀點，然而嗅覺敏銳的AIT駐台官員已察覺到，李登輝透過靈活的手腕，同步推動務實外交與改善兩岸關係，並任由媒體炒作「一國兩府」等構想，這些都是一年前蔣經國在世時難以想像的；在美方看來，雖然目前李登輝仍堅持反對台獨，但其意識形態早已轉趨務實。兩岸政權在國際組織裡技巧性地並存，理論上違背了中華民國的國策，然而隨著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未來在李的主政下，台灣積極爭取國際承認的大方向必將持續推進。（編輯：余亭萱；書摘由蓋亞文化授權）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作者｜林孝庭
- 出版社｜蓋亞
- 出版日期｜202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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