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负担房屋政策应该追求的不是“全国同价”，而是“全国人民都有机会负担得起”。
全国可负担房屋明年起不再统一以30万令吉作为标准，而是依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地理位置、房屋类型及市场需求制定价格。房屋部的这个决定，显然是更好做到了从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转向追求实质上的公平。
从政策理论而言，“统一”并不必然等于“公平”。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收入结构、土地成本、人口密度、就业机会和房地产价格，所以是难以制定同一个价格标准，来界定“可负担”的定义。事实上，可负担房屋的核心概念，应该是“负担能力”，而不是“固定价格”。
所谓负担能力，本质上取决于房价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受到利率、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及其他家庭支出的影响。
简单来说，同样的30万令吉，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眼中，其经济意义完全不同。对高收入城市居民而言，30万令吉可能相对容易承担，对收入较低地区者，却可能已经超出实际能力。
因此，当巴生河流域的可负担房屋价格，可能达到50万令吉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50万太贵”作为判断标准。
真正应该问的是，这个价格是否仍然属于目标群体可以合理承担的范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50万令吉与30万令吉一样，都可以成为某一个地区的政策价格。
反之在房价较低的地区，政府坚持30万令吉的统一标准，也未必是一种保护。因为政策价格一旦成为市场的参照点，甚至可能产生“价格锚定”效应，使原本低于30万令吉的房屋逐渐向这个价格靠拢。
如此一来，原本为了帮助人民而设立的政策，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结构。
我们要厘清一件事，即房屋政策的目的是要纠正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取代市场。
政府需要做的是，透过规划的保障机制，让真正有需要的群体能够进入住房市场，而不是简单的为可负担房子订价。尤其在房地产高度区域化的国家，市场供需本来就不同，政策必须允许差异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地区收入、房价及需求，是政策走向精细化的重要一步，这也意味着房屋政策可以陆续从“行政定价”逐渐走向“数据治理”。
当然，因地制宜并不意味着可负担房屋的价格，可以被无限制地提高。政策仍然必须设定清楚、透明且可监督的标准，并定期检讨有关数据，确保价格调整真正反映收入和市场变化，而不是成为发展商提高售价的工具。
总而言之，可负担房屋政策应该追求的不是“全国同价”，而是“全国人民都有机会负担得起”。
大城市与小城市本来就拥有不同的经济逻辑，房价可以不同，标准可以不同，但政府必须坚持同一个目标，如何让当地真正有需要的年轻人买得起房的同时，又要避免政策过度干预而扭曲房地产市场。
反之，如果坚持用一个价格解决所有地区的问题，最终很可能是既无法真正帮助大城市年轻人，也无法照顾小市镇年轻人。
毕竟，可负担房屋从来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能力；不是全国统一一个价格，而是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经济条件下拥有合理的居住选择，才是这项政策改革真正的用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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