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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觀察》許家印、魏建軍命運大不同?解析中國民營企業在「保交樓」與司法夾縫中的生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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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站在中國房地產業最頂端的許家印,最終以一紙無期徒刑,為恆大帝國長達數年的崩塌畫下司法句點。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8月20日上午對恆大集團、恆大地產及許家印案一審公開宣判。 許家印因數罪併罰,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恆大集團被判處罰金人民幣88.2億元,恆大地產則被判罰70億元。法院並表示,對違法所得將繼續追繳,不足部分責令退賠。 許家印被判無期的消息瞬間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的熱搜,該事件也讓一些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和民營企業家感到十分不安。早在今年4月的庭審中,許家印已經當庭表示「認罪悔罪」。當時外界關注的問題,早已從「許家印會不會被判刑」,轉向另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恆大留下的巨大債務黑洞,到底還有多少能夠追回?又由誰買單? 據一些受訪的中國房地產分析師估計,這筆債務很可能由深圳市政府全盤承擔,深圳市在過去一段時間剛剛完全換屆選舉工作。龐大的債務會讓新上任的官員感到壓力山大,快速尋找新的財稅來源並彌補恆大留下的窟窿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此前就指出,恒大的教訓不只針對房地產,對任何過熱行業都是警示:市場狂熱時外部監督若缺位,泡沫只會越吹越大。 恒大集團。(美聯社) 從「中國首富」到階下囚,許家印輸掉的不只是一場豪賭 時隔數月後,許家印以滿頭白髮出現在公眾視線中,記者透過律師朋友的幫助快速查看了20日上午的庭審畫面,在庭審中許家印一直表現出十分冷靜的狀態,猶如一個即將被宣布落馬的地方官僚那樣。庭審現場十分肅穆,整個法庭只有大陸公訴機關(指檢察院,類似台北地方檢察院這樣的部門)和法官進行宣讀和完成最後程序上的問題。 深圳市中級法院此次認定,2016年至2021年間,恆大集團、恆大地產及許家印以持續性、大規模財務造假方式虛增資產、隱瞞負債,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欺詐發行證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為。 此外,法院還認定恆大集團及許家印透過行賄等方式取得金融機構控制權,違法套取信貸、保險資金供恆大使用;許家印本人則被認定利用恆大地產董事長職務便利,組織財務造假,並以分紅名義侵占公司財產。 這場崩塌在司法上的定性,已經不是單純的「房地產企業經營失敗」。它涉及的是一套從企業財務、融資、資本市場到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勾連的運作模式。 恒大曾是中國房地產高槓桿擴張年代的縮影。2009年底上市時資產僅約630億元人民幣,到2019年合約銷售額突破6000億元、資產規模達2.2兆元;許家印本人也在2017年以約2900億元身家登上中國首富,甚至一度被《福布斯》評為亞洲首富。集團版圖從住宅延伸至電動車、足球、食品飲料,表面風光無限。 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中國監管部門劃定房地產業「三條紅線」之後。高負債模式難以維繫,2021年恒大財富理財產品違約引爆危機,負債高峰逼近2.4兆元。2023年9月許家印被採取強制措施,2024年再因財務造假遭中國證監會重罰並終身禁入證券市場。香港高等法院隨後頒布清盤令,恒大2025年被港交所除牌;深圳恒大地產也進入破產清算程序。 一個曾被地方政府視為「包稅人」的巨型企業,最終在司法與市場雙重壓力下徹底崩解。 恒大集團。(美聯社) 2.4兆元債務,無期徒刑能解決多少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法院對許家印的定性十分「嚴重」:包括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危害國家金融穩定等等。這樣的表述在中國法院的宣判中往往代表最高領導層對於其看法。 但現實卻是,中國的房地產政策已經在數年間出現秩序崩盤,越來越多的爛尾樓的持有者開始在地方政府上訪,試圖希望這筆損失由政府買單。但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率卻是逐月上升,這就導致「政府也沒能力兜底這些債務」,中央財政又要顧及全盤領域,索性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希望民眾自己籌資來解決這些問題。 提到中國的房地產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項目「老舊小區改造」也俗稱「棚改項目」。當年恆大就曾涉足過這個項目,就在昨天河北石家莊發生的一起始建於上個世紀的老舊小區發生坍塌,民眾對於老舊改後的質量問題引發新的擔憂。 上述這些內容都需要錢,而恆大在過去公布的負債規模曾接近人民幣2.4萬億元。隨著境內外清算與破產程序推進,更多債權逐步浮上檯面。 截至2025年7月底,香港清盤人收到的187份債權證明表,申報債權合計約3500億港元;而在中國內地,截至2026年3月,僅恆大地產集團(深圳)一案,就有414家債權人申報511筆債權,合計約2500億元人民幣。 法院可以沒收許家印個人財產,也可以追繳違法所得,但如果資產已經被層層轉移、公司資產本身又不足以清償債務,最後仍然必須面對「還有多少錢」以及「誰排在前面」這兩個問題。 中國多年的消費低迷和樓市滑坡重創了傳統行業,迫使企業去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圖片來源:via華爾街日報) 「恆大模式」真正的問題,是它曾經太成功 曾經是中國最大的住宅開發商之一,也曾經透過足球、金融、物業、汽車等多元布局,打造一個橫跨多個產業的龐大商業帝國。與之類似的就是中國知名車企長城汽車,長城汽車坐落於河北保定市,是當地最大的納稅大戶,董事長魏建軍曾跟隨過已故前中國總理李克強出訪俄羅斯,對外展示一個成功的民營企業家的形象。然而在俄烏戰爭期間,一些在長城任職的員工曾告訴我,長城曾協助中國政府將民用車輛改為軍用車輛並出口到俄羅斯,以此支持俄方在這場戰爭中勝利,但是這樣的說法一直並未得到河北省有關方面的證實。 長城汽車公司最近幾年也是開始轉向酒店、購物中心、地產甚至是摩托車領域。 許家印和魏建軍一樣,都是中國兩個民營企業家,前者鋃鐺入獄,後者則是媒體和政府的座上賓,境遇完全不同。 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官方近年對涉足房地產的企業風險處理,已經逐漸從單純維持企業流動性,轉向強調「保交樓」、債務重組、破產清算與刑事追責。許家印案件從2023年被採取強制措施,到2026年4月公開受審,再到8月一審宣判,也恰好反映出這場風險處置從企業層面逐步進入司法層面的過程。 從「造富神話」到「風險教材」一個許家印倒下,並不代表整個風險週期結束 中國房地產危機真正留下的,是一張極其複雜的債權關係網。銀行要錢、信託要錢、債券持有人要錢、建商和供應商要錢,購屋者則等待自己的房子。 這意味著,接下來真正考驗中國房地產風險處置能力的,並不是如何處理許家印,而是如何處理「許家印之後」的問題。也揭示了中國房地產「高周轉、高槓桿、高負債」模式在監管收緊後的脆弱性,也暴露出財務造假、信息披露失真與金融機構被俘獲的系統性問題。 從中國首富到無期徒刑,許家印的個人命運與恒大帝國的興衰,幾乎完整見證了中國房地產黃金時代的起落。 總部設在紐約、人道中國創辦人,前1989年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周鋒鎖在臉書上寫道「這個體制先製造許家印、追捧許家印、利用許家印,出了問題再把所有罪責裝進一個人的囚衣裡。許家印從首富到囚徒,不只是一個商人的興衰,更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幅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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