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巴黎第二屆核能峰會，確實傳遞了一項台灣不能忽視的訊息：核能正在重新成為全球能源政策的重要選項。包括中國、巴西、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加入後，支持2050年前全球核能容量增加至2020年三倍的國家已達38國。這項宣示代表核能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電力需求成長之間，重新取得政策位置。 但這個訊息不能被簡化成「全球已經全面返核」，更不能從「核能重新成為選項」，直接跳到「台灣應立即押注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巴黎真正值得台灣學習的，或許不是答案，而是如何重新定義問題。 台灣現在最需要避免的，正是把「核能回歸」與「SMR就是答案」這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快速連接成一條看似合理、其實缺少中間論證的政策鏈。 核能回來了，不代表SMR已準備成為解方 核能重新受到重視，是正在發生的全球趨勢。日本部分核電機組重啟，中國持續擴大核電建設，美國與歐洲也重新評估新型核能的角色。國際能源總署（IEA）甚至預期，全球核電發電量將創下新高。但「核能復興」並不等於「SMR已經完成商業化」。這個差別非常重要。 SMR確實具有吸引人的技術特性，包括模組化製造、較小單機容量，以及部分設計採用被動安全系統。它未來可能成為低碳電力甚至工業熱能的重要選項。但SMR的商業化、成本競爭力與大規模部署能力，仍處於逐步驗證的階段。 IEA對SMR的評估本身也帶有明確條件：如果未來能夠降低成本、建立供應鏈，並形成具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其應用潛力才可能大幅增加。首批商業SMR專案若能在2030年前後開始運轉，更代表這是一項正在進入驗證期的技術，而不是已經證明可以大規模複製的成熟解方。能源政策最容易犯的錯，就是把「可能成功」提前寫成「一定成功」。 SMR真正的瓶頸，不只在反應爐 如果台灣真的要討論SMR，問題就不應只停留在「這種反應爐安不安全」。真正需要問的是：它能不能在台灣形成一套可以長期運作的制度？ 經合組織核能署（NEA）對SMR商業化的觀察，就提供了一個值得台灣參考的框架。SMR能否真正進入市場，涉及的不只是技術成熟度，還包括法規、場址、融資、供應鏈、社會參與與燃料等條件。這些問題其實比「SMR是不是比較安全」更值得台灣討論。 誰負責監管？場址如何決定？核能機組的成本由誰承擔？如果工程超支，誰買單？燃料從哪裡來？地方居民如何參與？核廢料如何處理？除役經費由誰負擔？如果發生事故，責任如何分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會因為「小型模組化」五個字就自動消失。SMR可以把反應爐做小，但不能把治理責任一起縮小。這才是台灣討論SMR時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AI需要電力，但不能直接推出核電 另一個正在快速形成的政策誤區，是把AI與核能直接畫上等號。AI與資料中心確實正在推升全球電力需求。IEA已指出，全球資料中心用電將在未來數年快速增加，AI資料中心的成長尤其明顯。對台灣而言，半導體擴廠與AI產業發展，也確實意味著更大的長期用電需求。但「AI需要大量、穩定、低碳的電力」，並不等於「AI需要核電」。兩者之間仍然存在一個不能被省略的政策判斷。 科技企業近年確實積極尋求核能，包括支持既有核電機組、發展先進核能與SMR；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持續投資再生能源、儲能、電網與其他低碳技術。科技產業真正需要的，是可靠、可持續、低碳而且成本可預測的電力服務，而不是某一種能源的政治名稱。因此，如果把「AI需要Clean Firm Power」直接翻譯成「AI需要核電」，其實已經偷偷替政策做完了一次選擇。 真正應該問的是：台灣能否提供足夠、可靠、低碳且具有長期價格可預測性的電力？至於用什麼能源組合達成，應該是第二個問題，而不應該在第一個問題還沒有回答之前，就先決定答案。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時間差」 這可能是台灣今天討論SMR時最重要、卻最容易被忽略的問題。AI的用電需求是現在發生的。半導體擴廠也是現在發生的。但SMR如果仍需要經歷設計驗證、法規審查、場址評估、融資、供應鏈建立、施工、測試與商業化驗證，那麼它主要能解決的，是未來的能源選項，而不是今天的供電需求。 因此，能源政策必須同時面對三種不同的時間尺度。AI需求是現在；電網與電源建設需要數年；SMR商業化則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如果有人告訴台灣「SMR兩、三年就可以完成」，真正應該追問的，不是支持還是反對，而是這兩、三年究竟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計算？是從反應爐模組開始製造？從現場施工開始？還是從政策決定、選址、環境審查、核安審查一路算到商轉？如果沒有把完整生命週期說清楚講明白，「快速部署」就可能只是把制度時間藏在工程時間之外。能源政策不能只計算看得見的工期，卻把看不見的治理時間排除。 台灣真正該做的，是準備，而不是押注 這並不代表台灣不應研究SMR。恰恰相反，如果世界正在重新評估核能，台灣更沒有理由拒絕理解這項技術。台灣可以投入SMR研究，可以培養核能人才，可以參與國際技術合作，也可以提前檢視未來可能需要的法規與監管能力。但「研究」與「押注」是兩回事；「準備」與「承諾」也是兩回事。 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因為某項技術受到全球矚目，就立即把國家資源全部押注上去；而是在技術仍存在不確定性時，保留政策選項，同時建立未來可以做出選擇所需要的制度能力。這就是所謂的「選項治理」。 如果SMR最後證明具有經濟競爭力、技術可靠性與社會接受度，台灣應該有能力採用；如果成本沒有下降、供應鏈沒有形成，或者安全與場址條件無法滿足，台灣也應該有能力不採用。真正的能源韌性，不是押中某一項技術，而是即使某一項技術沒有按照預期發展，整個系統仍然能夠運作。 如果真的要發展SMR，不能只問「蓋不蓋」 因此，如果未來台灣真的要發展SMR，就不能只有「蓋不蓋」的政治討論，而應該提前建立完整的制度問題清單。包括專屬的核安與環境審查規範、明確場址標準、核廢料與除役財務機制、燃料供應鏈策略、地方知情與參與制度，以及事故責任與風險分配機制。尤其不能只問：「它可以發多少電？」更要問：「如果它沒有按照預期發電，誰承擔成本？」這才是真正的能源治理。 同樣的標準，也應該適用於所有能源。核能必須回答核安、核廢、除役與長期責任；天然氣必須回答進口依賴、價格波動與碳排問題；再生能源必須回答土地、生態、間歇性與電網整合；儲能則必須回答成本、設備壽命與安全管理。沒有任何能源可以免除成本與風險。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尋找「沒有問題的能源」，而是建立一套能夠透明比較不同成本、風險與效益的制度。 巴黎核能峰會真正給台灣的考題 巴黎核能峰會告訴我們，核能可以重新成為選項。但它沒有告訴台灣，SMR就是答案。更沒有告訴台灣，台灣應該把未來能源政策押在SMR身上。 對台灣而言，真正值得把握的，反而是這一次重新檢視能源政策判斷能力的機會。核能可以研究，SMR可以布局，再生能源仍須發展，儲能與電網不能停下，需求管理與能源效率同樣不能被忽略。因為真正具有韌性的能源系統，不是任何一種能源都不能失敗，而是即使某一種能源沒有按照預期發展，整個國家仍然能夠正常運作。這才是能源韌性的真正意思。 巴黎核能峰會最值得台灣帶回來的，不是一個「核能回來了」的政治口號，而是一個更嚴肅的治理命題：當核能重新成為選項之後，我們有沒有能力不急著把選項變成答案？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麼台灣真正缺少的，可能從來不是哪一種能源，而是面對能源不確定性的治理能力。 ＊作者為台灣永續治理論壇發起人、文化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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