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戏《徐九经升官记》里面《做官难》里的一段台词: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贪官、好官、坏官、官……我劝世人莫做官、莫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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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波兰一位钢琴家当选总统后到美国去访问,在拜会美国音乐界同行时,美国的音乐家惊诧的问总统:您怎么堕落到去做总统了?
一个流行说法:要找品质恶劣的人就到政治家堆里去找,一抓一大把。
古今中外,无论是在专制还是民主的国度、社会的各阶层,无论人们当面怎么看待、对待官吏,他们在私下里总是厌恶官吏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官吏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无奈的选择。
在现代民主文明的国度人们对官吏的厌恶程度相对弱化一些,这是因为人们有选择官吏的权力----官吏是民众自己选择的。舆论遏制、权力制衡对官吏有效的监督体制使得官吏不得为所欲为,不得不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即便如此,基督教对人性的定义----“人性本恶”里的恶也时常在官场中爆发出来,竞选丑闻、贿赂丑闻等等。
而在集权专制的国度里,权力来自暴力、恐怖,下级权力来自上级、来自统治集团,民众没有选择官吏的权力,社会对权力集团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集团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官吏与民众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各自生活在各自世界里,相互之间没有沟通联系的渠道。
人们常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公生明、廉生威”,腐败后的权力在大众的心里自然是没有威的!操作权力的各级官吏也自然令大众厌恶!
现时充斥街头巷尾的话题大都是各级官吏的腐败问题,一拨一拨的腐败官吏前赴后继往监狱里扎堆、血染刑场。当年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因腐败被枪决之后,继任者不出两年也因腐败而身陷囹圄。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因腐败落马……。
有一种说法:教育从严使其不想贪,处罚从严使其不敢贪,制度从严使其不能贪。
教育从严:政府的教育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但这些个空洞的教育在现时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大贪官陈希同、成克杰、高严最后一次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也都是关于廉政方面的讲话。
处罚从严:“乱世用重典”,现在官吏的腐败程度之甚前所未闻。为什么不可以依照普通刑事犯罪比如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标准来逮捕、量刑以至死刑来对待贪污腐败官吏呢?要知道官吏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和其主观恶性都远远大于一般刑事犯罪。
但是,既便是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典,虽然可以一时震慑部分官吏,但也只是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朝历代特别是明朝的反贪手段不可谓不酷:把前任贪官的人皮扒下来挂在后任官员的办公厅堂上以做警示,但其结果也并没有彻底遏止贪风。因为,当出现百倍、千倍的利益诱惑时,腐败官吏们是会铤而走险的。
制度从严:制度从严则是解决腐败的根本,虽然现在还无法从制度上彻底从严(因为涉及政改)。但是,既便是在制度上从严了,但制度毕竟是人制定的,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有漏洞,都会给贪官留下可乘之机。但这样做终究会大大遏制腐败的产生。因为制度从严使人无法贪、难以贪!
说起贪官污吏人民大众深恶痛绝,但如果我们换一个位置来思考,从官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看看官吏们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即使在不再相信上面的情况下,也必须按上面所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虽然说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我必须得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 说不定就有麻烦。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天天处在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这就是官场的“犬儒主义”或者是“现代现实主义”。
有一种理论:要做好一个官吏(“公务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一个支撑”、“三个保障”。----⑴信仰支撑、⑵生存保障、⑶安全保障、⑷尊严保障。
首先是信仰支撑:信仰----告诉官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但现时的官吏的信仰来自哪里呢?从二、三年超过英国,七、八年赶上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到文革是人类空前浩劫;从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到平反昭雪;……。一朝天子一朝政策,翻烧饼式的政策变化(经常是相互抵触)使得下级官吏无所适从,他们的信仰来自哪里呢?信仰发自官吏们的内心,现在的官吏们内心还有真正的信仰吗?----没有信仰的官吏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官吏是很难抵御外来不法利益诱惑的。
生存保障:虽然政府在国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的情况下五次三番大幅提高各级官吏的工资,即便如此现时公务员的合法收入与其待人接物所处的环境也是不相适应的。如果加上购房、买车、子女上学、社会应酬,工资薪水入不敷出。也就是说现时的官吏得不到应有的生存保障。
安全保障:现时的官吏一定要紧跟强者----管官的官走,不跟强者走就没有安全保障,随时会因各种名目的精简、裁员、机构并转而下岗。如果所跟随的强者失势,或者遭到新贵的清算或者就要寻找新的强者跟随。与同事之间的尔虞我诈也使得自身充满危机。如果算上政权层面上的更迭或者政改带来的精简、撤并,自身的安全就更难以预知了。
另一方面,现在各行各业都盛行各自的“潜规则”,比如新闻、医疗行业的“红包”,比如机关、行业的集体受贿……。不要说你去揭发,你就是独善其身拒绝这些“不义之财”,你就会犯众怒、成为众所矢的。不但被众人孤立、影响饭碗,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威协。这种“潜规则”丝毫不亚于黑道里面的帮规!
尊严保障:因为要紧紧跟随当权者跑,跟着多变的政策跑,为当权者鼓与呼甚至是助纣为虐。上面“汪”一声,下面“汪汪”几声。一旦当权者更迭、政策翻转,自己的尊严自然是威严扫地,如此几番下来自然是没有了尊严。比如军队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和后来的平息风波都是如此。
平时不得不天天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以然的假话、空话、套话,做一些劳民伤财、劳而无功的花架子活。试想,一个天天说假话的人怎么会有尊严可谈?
上述几项都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尊严,生存得不到保障、生活在岌岌可危的氛围中的官吏,他能做些什么呢?他会做些什么呢?
记得在1984年到山东济宁办案,在城区某派出所看到一位公安在审讯一中年卖淫妇女。公安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么大年龄还出去卖淫,真不害臊!卖淫妇女答: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我们妇道人家能做哈呢?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吧。同志们有要求,咱也不是办不到。
哈哈!做点力所能及的吧!社会有需要,自己也不是办不到。
不法或者灰色的物质诱惑是现实的。既便是按照儒家“人性本善”的定义,当人们面临巨大的物质诱惑时,“恶”也会从胆边悠然生出。官吏们一只手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只手则是捉襟见肘的薪水,他们只要稍微倒倒手就有了生存保障、就有了“尊严”。而且,这样的倒手在客观上“也不见得”都是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害”,甚至在客观上还“促进” 了经济。比如给企业牵线搭桥、提供信息等等。
这样的诱惑可以拒绝吗?能拒绝吗?特别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尊严、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官吏会拒绝吗?
权力造就腐败,但权力也给拥有权力的人带来现实的、扎扎实实的便利。而且这种便利常常界乎于公私之间,很难准确划定各自界线。就如同乘公车顺便办私事一样,即便是一个绝对廉政的官吏他也无法严格区分,更何况现时也绝对没有绝对廉政的官吏。
其实,有良知的官吏还是有的!他们天天在不断地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们也时常得到一些灰色的收入和灰色的便利。同时他们也时刻备受自己内心深处良知的谴责、折磨、煎熬。他们中不乏一些具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人,也曾想成就一番事业、兑现自身价值、实践抱负理想。但他们在现实的体制、环境内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用于无谓的“窝里斗”。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虽然极度不满,他们虽然根本不屑与那些个昏官、庸官、贪官为伍,但又无可奈何,得过且过。他们的地位、工作仅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已,而不能作为他们实现理想、体现价值的平台。他们的痛苦不能诉说、无法诉说、也无处诉说。他们----有良知的“公务员”,苦啊!
大骂特骂贪官污吏的广大民众们如果身处其间恐怕绝大部分人也不能独善其身,在这种体制内也只能是殊途同归,大多都脱不了干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腐败的文化,全民腐败的文化!
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子女上学、就业,乃至我们面对交通罚款不都是在找门路、疏通、送礼、打点关系吗?一方面大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在助长腐败!一些人骂娘是因为他摸不到权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旦权力在握他也绝不是省油的灯!
我岳父是一位军队离休的高级干部,离休之初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痛骂不绝。后来参加了当地政府的“军队老干部督导团”(部队离休师以上干部专门监督当地执法部门),没过多久就被各个执法部门“同化”了,骂声也少了。
现在大谈特谈“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和谐的政府,和谐的政府必须要有和谐的政治体制和一群和谐的官吏群体,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苦啊!有良知的“公务员”!
2005-11-12下午与海口新世界花园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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