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两个又高又大的桔黄色书柜，本来装满了爸爸妈妈的医学、外语书籍和”革命导师”、文学大师们的选集、全集，可姐姐和我一天天长大，拥有的书也越来越多，终于占领了全部书柜。我们也给弟弟留一层，放他的小人书。爸爸只好另买了书柜装他们的书。
我和姐姐读的不止是小说了，还有爸爸读过后转赠给我们的各种回忆录、文选、纪实之类的书，有妈妈在所有节日、我们过生日时赠予的科幻小说、智力游戏、科学实验、谜语汇编和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还有我们用零花钱买的自己喜欢的书，有点五花八门了。书柜是我们姐弟三人最宝贵的财富，装着我们的世界，永远都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晚饭后不再出去跑跳了，而跟着爸爸一起坐在写字台旁翻看报纸了。爸爸订了好几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锦州日报》、《参考消息》，此外，还有《共产党员》、《红旗》、《时事手册》等杂志。爸爸一份份仔细的浏览标题，然后一版一版的翻看，我和姐姐则是东一下西一下乱翻一通。我们喜欢看的都是最后一、两版，那里偶尔有熟悉名字的作家、诗人的小作品、评论。我也翻看《锦州日报》二、三版中间的电影预告，和姐姐探讨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的电影。
后来我发现《参考消息》上常有新鲜的东西，有别的报纸所没有的《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发的短消息，还时不时登载一点关于台湾“蒋匪帮”的报导，我最先看到的“洗脑”一词就是从那里看到的，我还问过妈妈，但妈妈的解释我那时根本听不懂。
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是从五年级开始的。那时我换了学校，被称为“高年级”学生，我觉得自已已经长大了。就在那一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称为“九评”的文章，是和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我和姐姐除了看报纸，还听广播，每当晚上有重要新闻广播，我们就早早的爬上床，躺在被窝里一字一句认真地听新闻，夏青、葛兰、费纪平那慷慨激昂、真理在握的语调久久在空中飘荡。那些重要广播我差不多听了一年，现在还记得的题目一个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个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有一个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第一次听到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全民国家全民党”、“个人崇拜”、“修正主义”这些新奇的语句和词汇，还有那些陌生的名字：多列士、陶里亚蒂。我很兴奋：赶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战斗,也很茫然：这些不容置疑的批判和反诘我搞不清楚，想问都不知道从何问起。爸爸妈妈好像不那么轻松了,他们只是看报，听广播，然后像研究学术问题似的用英语对话，不和我们讨论了，只剩下我和姐姐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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