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後，中國所面對的局勢更為嚴峻。十八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國家建構的結果，不只是富國，還有強兵。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取得更多的資本以便再生產，所以必須擴張市場，尤其是占有關鍵的貨物。工業革命以後，歐洲國家的軍力可謂無敵，以戰爭的方法取得資源與市場是一條捷徑。於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全球的征服戰爭，包括征服中國。世人常嘲笑清乾隆皇帝拒絕英國使節所提新的貿易辦法，也批判鴉片戰爭時清廷的顢頇。但無論如何，豈有一個國家不答應貿易就應該接受戰爭的懲罰，甚至兵臨城下，被任意炮轟致使無辜人民喪命。這是西方工業化後的資本主義，如何造成霸權國全球侵略與剝削的一個鮮明案例。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已眾所皆知，在此不多作分析。因為其後中國一再戰敗，付出鉅額的賠款，等同將中國的白銀大量送給這些霸權國家，這更加深了中國的金融危機。中國的戰敗，也導致許多經濟上的利權讓給了這些國家。面對貧窮化的內憂，加上帝國主義侵略的外患，中國勢必需要改革以應付此亡國危機。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富國然後強兵。 富國的方法是建立工業資本主義體制。要達成此目的，必須具備三大要件。一是推動民族主義以建立民族國家。二是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一體化的政治系統。三是國家能調度國內的公私資本。這並非後見之明，歷史上的行動者都深知此理，問題只在於如何做到。這三件事也是本書的主題，我將循此線索，回顧中國歷史。 關於第一項，我只說結論。近代中國在建構民族國家方面是相當成功的。簡言之，這個歷程是「從天下到國家」，而前近代的中國作為「天下」，其實已具備了近代民族國家的條件。 關於第二項，中國歷史的特色在於擁有一套一體化的政治系統，具體表現在皇帝制度上。到了清代，皇帝制度更有高度制度化的選舉與銓敘。特別是科舉制度的作用，將中國各地方的社會領袖，即士紳階層，整合為一個官僚組織。暫且不論清代這套官僚制度的優劣，它確實維持了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連結。而此連結的制度原理又來自於儒教。儒教為官僚制提供了許多規範，例如明清時代的「官箴」。 一九○五年科舉廢止，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這些事件作為歷史歷程，表現出中國政體試圖去除皇帝制度而實施歐美的民主憲政體制，具體方法是以民主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取代過去的官僚制。然而轉型期間，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民主制度反而使省級的士紳控制了國家，特別是在各省的層級。 與此同時，上層的士紳也不再是傳統的士紳，而是轉型為資本家。個別的士紳是否可以成功轉型另當別論，但整體而言，上層士紳本來就是金融家，且立基於舊社會的財富，不難轉變為西方式的資本家。這在東南沿海大城市的士紳身上尤為明顯。這個變化為中國創造了兩個世界，一個是以東南地區為主的資本家／地主，另一個是以西北地區為主的貧農。而民國時期的資本主義體制更惡化了十八世紀以後的金融危機。 控制清代社會的除了士紳，還有幫派，一種地方上的武力團體。這種武力團體將是本書的研究主題之一。這類幫派成員從清末以來多加入軍隊，尤其是我們所說的軍閥的軍隊。由於皇帝制度崩潰，舊有的政治規範也失效，新的民主政體仍遙遙無期，使得武力在此時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中國走入軍閥政治的原因之一。此時的中國，大小層級的士紳控制了中央、省與縣級單位，而大小層級的軍閥又作為士紳的保護者以至指導者。 有學者稱此為「軍紳政權」。這些政權從中央到地方，對內以武力搶奪資源，對外連結西方列強與日本，以借款、出讓勢力範圍內的利權（包括海關）等方式取得融資。其結果當然是讓這些霸權國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再深化人民貧窮化。孫中山先生說當時的中國連殖民地都不如，是次殖民地，確是如此。 當時有識者喊出「內除國賊」的口號，這些「國賊」正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代理者。對於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而言，西方列強所主導的這波全球化是機遇而非危機，他們憑藉著在舊時代累積的財富，很容易加入了資本家的國際俱樂部，並累積了鉅額財富。上海的空前繁榮就是這個歷史機遇的證明，但同時存在的是破敗的廣大農村與被資本家剝削的工廠勞工。 效法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是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一項選擇，或者說是國民黨的選擇，如果我們忽略當時國民黨中的左派。若要這麼做，關鍵在於能夠建立金融制度，包括法律與金融機構的設置。究竟採行國營與私營體制可以有各種考量，但國家必須要能通過此金融制度調度資金，然後挹注關鍵產業與發展基礎建設。亦即國家可以向社會融資，實際上就是向商人借錢。但如何能快速整合這批控制中國金融幾百年的士紳階級？歷史並沒有給國民黨時間，它在一九四九年的政權攻防戰中落敗。史學家難以討論未曾發生的事。而國民黨失敗的主因未必僅是政治腐敗，而是廣大人民寄望共產黨能將他們從貧窮中解放出來。 從結果來看，共產黨運用它的組織方法成功的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不只有效地替代了前近代中國的科舉官僚制度，也使得從上而下的黨組織能夠控制基層社會。至於歷史的流變，留待後續再討論。 《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書封 ＊作者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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