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者曾在南太平洋研究一种疾病。但他最大的实验，却是他带回家的那些孩子。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卢维拉巴·萨莱斯都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戈罗卡的主市场，支起一台缝纫机。卢维把一个黄色的食用油罐当作凳子。生意好的时候，他靠缝袖口、补破衣服赚的钱能买一袋大米。等顾客时，他读小说，把喜欢的段落抄进日记里。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四十年，他一直坚持写日记，给每篇加上标题，比如“自由的气息”、“当我忆起她——过去”、“关于软弱”和“我是谁？”
卢维常觉得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活过的最穷的人”，“一个完美的失败典型”。他在街上遇到陌生人，会问他们有什么烦恼，直到找到能“打动他们情感”的缺口。他给人提建议，然后对方有时会给他一点钱。一篇题为“本该是个重要人物”的日记，记录了他与一位老友的相遇——朋友看到他漫无目的地在戈罗卡街头游荡。朋友不明白卢维为什么不做点更有意义的事。但卢维写道，“坚持写日记”让他“至少觉得自己是个人——不是大人物——但以自己的方式，算个人。”
卢维今年五十七岁，他写日记是受了诺贝尔奖得主、儿科医生兼病毒学家D.卡尔顿·盖杜谢克的鼓励。卢维称盖杜谢克为“美国之父”。盖杜谢克曾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库鲁病（kuru）——一种仅存在于该国东部高地的致命脑部疾病。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里的人们仍不为外界所知。卢维和朋友们过去常围在盖杜谢克的打字机旁，把手搭在他肩膀和大腿上，看着他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吃的虫子、他们的情绪、他们对鸟唱歌的方式。盖杜谢克写了六十万页日记，从十三岁开始，直到2008年去世前几周，享年八十五岁。卢维保留着一本盖杜谢克记录他出生的日记副本。“我出生时，卡尔顿就在那里，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卢维告诉我。
有时，卢维感到写自己故事的冲动“慢慢爬到指尖”。读到保罗·索鲁的小说《我的秘密历史》——他在旧货店找到的——卢维浑身发冷。“我多么希望写一个类似的故事，”他写道。他想“把脑子里的一切都变成文字”。五月，我在市场里他的缝纫机旁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的故事要从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地区的童年开始，那里有一位不寻常的科学家，一个来自很远很远地方的人，来住在我家隔壁。”但每当他坐下来写，就发现自己睡着了。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盖杜谢克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时，人们尖声喊叫：“白人来了！”“大家来啊，来啊！”他在日记里写道，孩子们欢天喜地，但女人们躲在屋里，从棚屋缝隙往外看。盖杜谢克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运营一个实验室，专注于儿童发育和疾病，研究领域是他所称的“少数存留的社会——文明和人类主要宗教尚未在这些社会的社会结构上留下烙印，而儿童就在其中成长”。他给孩子们发棒棒糖，采集血液和尿液样本，也给他们用抗生素、包扎伤口。“尽管这些人仍是战士和食人族，但他们‘可控’，并且非常合作，”他在给N.I.H.副主任约瑟夫·斯马德尔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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