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宗庙都敢偷，才子也为住房哭泣

大城市对资源的富集效应，可以说是自打人类社会普遍建立城市之后就出现的现象。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拼命涌入北京、上海，成为“京漂”“沪漂”一样，汉代也有大量各行各业的人口涌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大都市，成为“长漂”“洛漂”。正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所言：“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然而，大都市固然“多奇观”“多异货”，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但过多的人口聚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现代城市学的学者将大城市由于人口聚集形成的各种治安、交通、居住、环境等问题称之为“大城市病”。而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汉代，看看汉代的长安、洛阳、临淄、成都等大城市，不得不说一些现代社会大城市的“病症”，在汉代的都市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有些症状由于时代条件的缘故，还着实“病得不轻”。

汉代朝堂影视剧照

一、治安问题

城市治安是最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一国政府基层治理能力的指标之一。而基层治理，说到底终归是要依托于一个社会基本的基层组织形式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逐层向外扩散、稀释而构建出的一种“熟人”社会结构。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越靠近基层，这套结构对秩序的维护和支撑作用就越强，反之越靠近核心都市，这套结构的支撑就越弱，就越需要官方力量介入来维系社会秩序。但古代社会的官方力量亦有其极限，其维系社会秩序的效果自然会随着治理对象的规模而衰减。而都城作为一国最大的核心城市，往往也是这一矛盾最突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