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下9/11 他眼見兩座山崩塌 內心成了無法顯影的底片
Abe Liang(梁冰) & Robert Chen (陳羅柏) 2026-09-10 21:37 ET 世貿原爆點的救援人員。(陳羅柏／攝影)「9/11那天，紐約在災難裡倒了下去，又自己站了起來。我看見了它倒下去的樣子，也看見了它站起來的樣子。從那天起，我跟這座城，算是過命的交情了。」
那天早上，紐約藍得不真實。
不是普通的藍，是那種一片雲都沒有、像玻璃倒扣在天上的藍。我開車從西100街出來，兩個孩子坐在後座，書包鼓鼓地抱在懷裡。他們那時還很小，小到上車還要我回頭看一眼有沒有繫好安全帶。雙文學校在曼哈頓下城東邊，剛開不久。我每天從西邊開過去，穿過中央公園，走96街，再下FDR高速，十分鐘左右能到。我把車窗搖下來一點，9月的風鑽進來，涼得正好。後視鏡裡，兩個孩子不知道在笑什麼，笑得身子一抖一抖。我沒問。有些早晨太安靜了，安靜得像被人專門放在那兒，等你以後一遍一遍想起來。
到了學校，他們跳下車，背著小書包往門口跑。我喊了一聲：「睇路！」小的那個回過頭，衝我招招手。我坐在車裡，看著他們進了門，才慢慢開走。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將是我這輩子最難忘和恐懼的一個早晨。
碩大黑煙 嚇到麵都涼了
8時多，我拐到Division Street附近找吃的。那間店不大，賣的是港式早餐。我點了一份公仔麵，加了蛋和餐肉，熱騰騰地端上來。我拿起筷子，麵還沒送到嘴裡，旁邊有個阿伯在説：「世貿中心畀飛機撞咗。」我抬頭，笑了笑，説：「冇可能嘅，美國點會有飛機撞樓？」阿伯也笑，擺擺手，繼續低頭飲粥。我把那筷子麵放下，心裡不知道為什麼，很不踏實。像小時候在台山，看見天邊突然壓過來一片黑雲，又説不出哪裡不對。我站起來，端著那碗麵走出門口。街上還很正常。有人買咖啡，有人推著菜車。然後我往西邊一看，遠遠地，北塔上面，一縷黑煙直直地往上冒。不粗，但很清楚。似乎有人在用一支黑色鉛筆，在天上畫了一道。我站在那裡，手裡那碗麵開始變涼。我盯著那縷煙，腦子裡第一個念頭是：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沒有再吃那碗麵，回身上車，把麵擱在副駕駛座上，發動引擎。麵碗裡的湯晃了一下，幾滴濺在座椅上。我什麼也沒想，本能的朝煙的方向開過去。
從Division Street往西，一路都是車。我開得不快，但心已經開始發緊。收音機裡聲音斷斷續續，説是一架飛機撞上北塔。我還想，怎麼可能，愈開愈近，那菸愈來愈粗，像一條從地底鑽上來的黑蛇，不斷在升高。到了Mott Street和Worth Street一帶，警察已經設了路障，不讓人再往西。我把車拐進左邊一個停車場，隨便找個空位停進去。熄了火，推開門，腳一落地，人就跑起來。
陳羅柏在世貿原爆點現場。(陳羅柏／提供)火球冒出 意會戰爭來了
我逆著人流跑。
街上已經亂了。有人往北，有人往南。女人抱著包，男人打著電話，老人被年輕人架著走。一個穿西裝的白人站在路口，張著嘴，一動不動，像被人從天上按住了。我經過他身邊，聽見他嘴裡一直在説：「Oh my God. Oh my God.」我繞開他，跑得更快。空氣裡開始有味道。不是木頭燒焦，也不是橡膠著火，聞起來大概是一種燃料混著建築材料的味道，像把一整個化學工廠塞進你的喉嚨。我跑過中央街，跑過City Hall Park，跑過那座小公園。腳卻不累，像是別人的。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唐人街瓊樓街的二樓練功，晚上9時開始，紥馬紥到腿抖。師傅説：「身體要先有記憶，心才不會亂。」我一直沒太懂，那天我好像開始懂了。
到Park Place，我的影樓就在那裡，一棟七層的舊樓的四樓，離世貿中心兩個多街口。我衝進樓下大門，一步兩級往上跑。到了四樓，手往褲袋裡一摸——鑰匙不在。我呆了一下，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然後我罵了一聲，轉身又跑下去。跑下樓，跑出街，跑回停車場。那個非裔停車員站在我車旁邊，手裡舉著我的鑰匙，遠遠看見我，大聲說：「Man, you forgot your keys!」我跑過去接，喘得説不出話，只擠出兩個詞：「Thank you.」他看我，沒笑，眼睛很認真：「You going back?」我點頭。他張了張嘴，像想説什麼，最後只是擺擺手。我轉身又往回跑。
那時候，第二架飛機還沒來，天還是藍的，煙還是遠的。可我感覺整條街都在抖。不是地在動，是空氣在動，像有什麼很大的東西，正從雲層後面往這座城市壓下來。
我又跑回樓下，衝上四樓。剛把門打開，走到窗口透口氣，就聽見「轟」的一聲。那不是普通的爆炸，那聲音像整個建築被什麼踹了一腳，感覺樓梯在發晃。我撲到窗口，正看見南塔那兒冒出一個巨大的火球，黑紅黑紅的，如同一朵綻放的地獄之花，它的邊緣濺出的碎片和帶火光的殘片，捲著黑煙，遮擋了一片天空。而那天空背景，依然藍得讓人發慌。我站在那裡，渾身都僵著。樓下有人瘋了似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喊了一遍又一遍，像沒有別的詞了。我耳朵裡嗡嗡地響，心跳快得胸口髮疼。那一刻我明白，這不是意外。這是戰爭。
鑰匙掉了 幸運撿回一命
我本來想下樓，攝影師的本能讓我想往前湊，我想去兩棟樓的下面拍，可另一種本能把我的腳釘住了。我站在樓頂入口，看著下面，看見那些消防員和警察往裡面跑，看見那些從樓裡逃出來的人，一個個灰頭土臉，像從洞穴裡爬出來的影子。我忽然想，今天不能下去。別問為什麼，就是不能。我轉身，朝樓頂跑。
後來我算過，如果不是鑰匙掉了，如果不是我來回跑了那一趟，我可能正好在樓下，在那兩棟樓中間，人就沒了。那串鑰匙，是我命裡的一個拐彎。我到現在都這麼想。
樓頂風大。從哈德遜河吹過來的風，沒有涼意，是燙的。風裡帶著火星和紙片，有些紙片燒了一半，如同灰黑色的蝴蝶。我架起三腳架，裝上那台第一代的數碼相機。那是1999年買的，那時候數碼還是新東西，貴得讓人肉疼，光一個鏡頭就頂普通人家一個月開銷。當時很多行家笑我，説數碼未成氣候，花那麼多傻錢。我不理，我覺得世界要變了。我沒想到的是，變的方式會是那樣。所以那天早上，我有機器，機器能開，這就足夠。
藍天當下 大樓卻在狂燒
我隨身帶著兩個鏡頭，一個28到70的變焦，一個200定焦，裝在相機鏡頭包裡。快門設到千分之一秒。我當時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你動得多快，我都要拍到你。這個想法現在想起來很傻，因為那天最大的真相不是動，是塌。不是速度，是重量。不是你在拍，是有巨大的東西朝你拍過來。
我把錄影機也打開了。那是第一代的數碼攝像機，用的還是磁帶。我按下Record，小屏幕亮了。我到現在都想不起自己為什麼要開。可能是一個攝影師的職業反射：看見大事，先把機器打開。也可能是更深的什麼東西。是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逃命，我要把今天留下來，哪怕留不下來，也要讓機器替我看著。機器開始錄了，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它只知道往前走。
我站在樓頂，透過取景器看著雙塔。一高一矮，都燒著。南塔的傷口更大，火焰從樓層裡往外噴，像有人往那幾層的窗戶外倒熔岩。北塔的煙更濃，濃得幾乎看不到樓頂。我拍了幾張，然後開始錄。風把菸往東南邊推，但新的煙又不斷湧出來。天空還是那樣，藍得讓人想哭。兩棟筆直的大樓在平靜的天空下劇烈燃燒，這是一種非常不真實的對比。
陳羅柏與當年的攝影師朋友。(陳羅柏／攝影)整棟樓垮 就像沙子散了
然後，第一棟樓塌了。
我驚恐的看到，高樓竟然可以是那樣倒下的。不是像電影裡那樣，慢慢折下來。是一下子，從上往下坐。好像整棟樓被抽掉了骨骼，如同一捧沙子，忽然散了。我先是看到樓頂往下墜，然後整棟樓像瀑布一樣慢慢的、但無可阻擋的傾瀉下來，我當時想，這一定不是來自人間的景象。聲音晚了一點才到，像天邊的悶雷，轟、轟、轟。不是響，是震。是空氣本身在裂開，像有什麼東西從地球深處斷了。我站在樓頂，整個人像被那三下轟聲從身體裡震出去，只剩一副軀殼呆呆站著。我沒跑，手還在相機上。我甚至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呼吸。我只記得，我一邊按快門，一邊用左手扶著那台錄影機，跟著那棟樓往下倒。鏡頭一直追著它，像一個人拿著手電筒，照著一座山消失。
然後灰塵來了。
那灰塵不是飄過來的，是推過來的。先是一堵灰白色的牆，從下往上翻，如海嘯，但比海嘯快。裡面什麼都有——土、石棉、紙片、碎玻璃、還有説不清是什麼的粉末。它捲著風，呼呼地撲過來，像一頭灰髮怪物。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風，那種能把人拔起來摔到另一個街區的氣流。我的機器從手裡飛出去，摔在地上，機器倒的時候，我在巨大噪聲中也清晰聽見「咔嚓」一聲，像什麼東西斷了。
窒息的黑 帶來無聲哭泣
然後天就黑了。
不是晚上那種黑，是窒息的黑。灰塵鑽進我的眼睛、鼻子、嘴巴，我睜不開眼，站在那裡，像被人蒙住了五官。我伸手摸，什麼都摸不到。樓呢？天呢？街呢？人呢？我前面是什麼？後面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了。我像掉進了一個沒有方向的夢裡。我摸到一只鞋，又摸到一塊不知道是什麼的板。我蹲下來，把衣服拉起來捂住臉，但沒用。那灰太細，細得像霧，像煙。我咳得肺都要出來。我不停地眨眼睛，眼淚流出來，跟灰攪在一起，跟泥水一樣。我在樓頂上摸來摸去，摸了好久。後來我摸到一盞燈，又摸到一扇門。我推開門，跌進去，門後面是黑的，我沿著牆，一點點往裡挪。像從前在台山的霧裡走夜路，但夜霧不會吃人，而那天的灰是會的。
我找到洗手間。水龍頭一開，我把臉埋下去，拚命沖。水從臉上流下來，流進脖子，涼得人一激靈。我不斷咳和吐，哪怕那天基本沒吃什麼早餐。我不斷揉著半睜開的眼睛，抬頭，鏡子裡的人我不認識——頭髮是灰的，臉是灰的，眼白是紅的。我站在那裡，好一會兒才認出自己，然後我哭了。沒有聲音，只是站著。
片刻，等呼吸勻稱些，我又上去了。
現在想起來，我不知道該叫這勇敢，還是叫傻。但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既然沒死，就繼續拍。第二棟樓還燒著，我得去。鏡頭被灰蒙了一層，我邊走邊擦：用襯衫角擦，不行，又用嘴哈了一口氣，再擦。鏡片上還是有霧。我擦了很久，直到能看見那棟樓。它還在。像一個人，孤零零的站著。錄影機摔壞了，開不了，我現在只有相機了。鏡頭快門還是千分之一秒。樓還在燒，黑菸從每一層湧出來，像一座立著的火山。我拍，手指很穩。心底有個聲音，告訴恐懼著的自己，你是個攝影師，拍過譚詠麟，拍過張國榮，現在的你要學著成為一個戰地記者。
重返街上 世界剩一片灰
第二棟樓塌得更快。
我眼睜睜地看著它從中間開始塌。不是慢慢來，是「嘩」一下，像煙花散架，像一棟樓忽然忘了怎麼站著，筆直地矮下去。十秒。可能只有十秒。我當時甚至真的在數數，一、二、三……沒了。那種感覺，像你認識一個人很久，忽然看見它化成灰。整片天空炸開，灰塵像原子彈爆炸一樣往四周推。我不由自主往後退，這一次比上次反應快了，我知道不能讓那片灰追上。我衝進樓梯間，電已經斷了，裡面黑得什麼也看不見。我扶著牆，一級一級往下跳。身體自己動了起來，不軟，也不抖。我什麼都不想，只想下去，只想出去。我像一頭被火追著的動物。我後來想，那些年練功，那些年打球，那些年在餐館後廚跑進跑出，原來都是在為這一天做準備。我的身體為了在那一刻不倒下，記住了那麼多。
到了樓下，推開門，世界已經不是原來的模樣。
街上沒有顏色。天沒了，樓沒了，街道也沒了。只有灰。灰在地上厚厚一層，質地像雪，但是揉著灰白黑的顏色。我踩著灰往外走，像踩在月球上。空氣割喉嚨。我拉起衣領，捂住下半張臉，瞇著眼睛看。世界竟然變得很安靜，後來我想，那不是沒聲音，如果不是我的耳朵被堵住了，就是那些聲音都被灰吸掉了。但我還是依稀聽見人的咳嗽，聽見遠處有警笛，聽見不知道哪扇門在風裡「砰、砰」地響……一切都像隔著一層棉花。
世貿原爆點被煙塵遮蓋的相機。(陳羅柏／攝影)現場探詢 意外救起熟人
我走了幾步，看見牆邊坐著一個人。他整個人也是灰白色，頭髮、臉、衣服，像一尊剛出土的人像。我走近，才發現那是Peter Yan，星島日報的記者。我認得他。他的記者背心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手裡還攥著相機。他靠在必明街路口那面牆邊，像被灰埋了半個身子。我蹲下去，叫他：「Peter！」他眼睛動了動，沒回我。我再叫：「Peter！我繫Robert！」他慢慢抬起頭，像從很遠的地方回來。他開口，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我……想影相。」我鼻子很酸，去拉他。他整個人壓過來，比看上去重得多。我架著他，一步一拖，把他帶進我的樓。他一直在說：「撿條命，撿條命。」我一邊走，一邊回他：「繫呀，撿返條命。」
我把他帶進洗手間。他的臉上、頭皮上全是灰，耳朵裡面也都是。我幫他脫下背心，打開水龍頭，讓他把頭伸下去。水從他頭髮裡流出來，在白色地板上，像墨汁。他整個人在抖。不是冷，是怕。我拍著他的背，不知道説什麼。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抬起頭。眼睛紅了，但能看人了。他看著我，說：「第二棟呢？」我說：「都沒咗啦。」他閉上眼睛，低下頭去，肩膀一聳一聳。我站在旁邊，沒說話。那一刻，什麼話都是輕的。
後來我才知道，他當時剛剛走到樓下，想拍幾張近景。第一棟樓塌下來的時候，他來不及跑，被灰塵整個蓋住，像埋在一籃灰泥裡。如不是我剛好經過，他可能就坐在那兒，慢慢變成那面牆的一部分。緣分有時候就是這麼薄，早一步，晚一步，都是另一個故事。
攝影本能 害怕中按快門
清洗之後，我們兩個又一起下了樓。他人清醒了很多，卻還是要去拍。我也是。我們沒有商量，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就都往外走。外面的灰沒有散，反而更厚了，像一場黑色的雪，下不完。我拍他，他拍街。我們都沒說話，只是各自舉起機器。兩個滿身灰的人，站在灰裡，繼續記錄。不是不怕，但攝影師的本能抑制了害怕。
後來，我去了餐館拿水。我的餐館就在Park Place和Broadway附近，離世貿兩個多街口。我衝進後廚，把一箱一箱的瓶裝水搬出來，用那架送貨的推車推著，沿Broadway往世貿方向走，見人就給。先是一個警察，他滿臉是灰，嘴唇裂得厲害。他接過水，擰開，仰頭就灌。他喝了半瓶，看著我，說：「Thank you, man.」我朝他點點頭，繼續往前走。
後來我遇到一個消防員。他很高，站在路邊，臉上的灰和汗混在一起，像戴了個灰面具。我遞給他一瓶水。他接過去，沒喝，先看著我。然後他伸手，把自己頭上的消防帽摘下來，遞給我。我愣住了。那是他的帽子。不是新的，上面有磕碰的痕跡，紅漆掉了幾塊，灰蓋了一層。他説：「You are a good man.」我接著帽子，很重，像接過一個世界。我只會說：「OK, that's OK.」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轉身走了。那頂帽子我後來一直帶著，帶出那條街，沒有帶回家。它上面的灰，我沒擦過，也沒洗過。不是捨不得，是不敢。那灰是那天掉下來的。洗掉了，我怕我會忘了自己是活過那一天的人。
持續發水 去一趟又一趟
我推著車，繼續發水。給一個坐在路邊的西裝男人。他一只鞋沒了，另一只鞋的鞋帶散著。給一個穿著制服的女人，她眼線全花了，像兩條黑河掛在臉上。給一個老人，他手抖得厲害，瓶蓋打不開。我幫他擰開，把水湊到他嘴邊。他喝一口，眼淚就滾下來。我拍著他的肩，不知道説什麼。語言在那天是沒有用的，一瓶水比什麼都管用。我推著車，一趟一趟。回餐館，再裝滿，再推出去。我記不清自己走了多少趟，也不記得自己救過誰，幫過誰。我只記得，那種渴。是很多人後來告訴我，那天最缺的，就是水。我那時候沒想，就是覺得他們需要，我就去了。
那天我一直待到下午5時半。天黑了。不是天黑得早，是空中的灰塵太厚，把太陽全吃掉了。路燈亮著，但光像被灰壓住了，昏黃昏黃的。我站在那裡，看著那些還在路上的人。有人還在找家人，有人坐在路邊，頭埋在膝蓋裡。還有人在哭，哭的聲音不大，斷斷續續，像從地縫裡漏出來的。我站在那裡，覺得今天還沒有完，可我又能做什麼呢？我只是一個拍照的，一個打球的，一個在唐人街開餐館的人。我那天沒想過這些，我只知道要讓自己動起來，做點什麼，不能停，一停，那些灰就會落進心裡，把人埋掉。
後來我離開那裡，去了Bayard街69號。我記得自己坐進去，點了一碗飯。飯端上來，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沒有味道。我不知道是飯菜沒味道，還是我感覺不到。我放下筷子，坐在那裡，看玻璃窗外。外面的世界灰撲撲的，行人很少，走路都低著頭。電視裡在放新聞，飛機、大樓、煙，一遍一遍。我忽然有點想吐。不是身體不舒服，是靈魂想從身體裡出去。我站起來，付了錢，推門出去。外面的空氣還是苦的。我抬頭，天已經不是藍的了。是全灰的，像一張沒洗出來的照片。
世貿原爆點的救援人員。(陳羅柏／攝影)到了晚上 爬不出那口井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經很晚了。我站在浴室裡，衣服也沒脫，就開了花灑。水從頭頂沖下來，灰色的水順著褲腿流到地漏。我洗了很久，洗到水變黃，變清，可我覺得沒乾淨。我搓臉，搓胳膊，搓脖子，皮膚搓紅了，還是覺得有東西。我照鏡子，眼睛下面兩道紅，耳朵可能還有灰，聽東西會不真切。我走出來，坐在床邊，沒有睡。後來幾天，我都沒有好好睡。一閉眼，就是那三聲轟鳴。白天還好，能靠做事遮住。到了晚上，人就掉進一口井裡，爬不上來。
第二天，我沒有上班。下城封了，回不去。我開車去美東，那裡有乒乓球館。我走進去，有人看見我，問：「Robert，你還好嗎？」我說還好。其實一點也不好。我坐在場邊，看別人打球。球還是那樣，嗒、嗒、嗒，可我的耳朵已經聽不進去了。那些聲音像從很遠的年代傳來。我沒有打，我連拍子都沒拿，我就坐著。坐了一會兒，又站起來，走到外面抽菸，手卻總抖得點不著。一個球友出來，幫我點。他說：「聽說你昨天在現場。」我點點頭。他看著我，說：「你命大。」我說：「不是我命大，是我找不到鑰匙。」他聽不懂，我也不解釋。有些事，只有自己明白。
家人後來也知道了。我老婆帶著小孩子在婆婆家。幾天後，電話通了，她打過來，聲音又急又氣：「你傻咗啊？咁危險都去？你有冇想過屋企？」我拿著電話，說不出話。孩子在旁邊笑，不知道在笑什麼。我聽見他們的聲音，腦子裡卻都是別的什麼。我「嗯」了一聲，說：「我沒事。」她在那頭哭。我在這頭，眼淚落下來，卻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她不是生我的氣，她只是怕，怕我那天衝進去，就再也沒出來。而我不知道怎麼告訴她：我那天如果不進去，我會更難受。進去之前，我是阿國，出來之後，我的內心卻像一張沒顯影的底片，全拍進去了，就是出不了像。
噩夢一場 只能慢慢醒來
後來我去了心理輔導。有人幫我登記，有專員來和我談，他們問我很多問題。問我睡不睡得著，問我會不會突然害怕，問我有沒有噩夢。我照實說。他們聽完，説你沒有大問題，只是Acute Stress。很多人都會這樣。我點點頭，說：「我沒事。」他們說會繼續跟進。後來我給他們打電話，說不用來了。不是我不需要，是我覺得，有些東西不能靠人問，它得自己慢慢化。像暗房裡的相紙，得泡在藥水裡，等它自己顯影。人也是。我得自己把自己重新顯出來。
那之後，我很久沒有碰相機，也很久沒有打乒乓球。攝影和乒乓球，這兩樣我以前靠著呼吸的東西，忽然都不管用了。我不想看，不想動。我只想坐在一個沒有聲音的地方，什麼都不幹。但人不能一直這樣。過了幾個月，有一天，我推開球館的門。裡面空空的。我拿了一個球，在台上一彈。它跳起來，落下來。我再彈。那個「嗒、嗒」的聲音，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叫我。我走過去，拿起拍子。拍子很輕，膠皮還是新的。我站在台邊，打了一板。球飛出去，撞在對面擋板上，彈回來，我接住它。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從夢裡醒過來了一點點。
見證歷史 慶幸自己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天藍得那麼不真實，是因為老天要我們看清楚。看清楚一座城市怎麼被撕開，也看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我不是英雄，我沒能衝進大樓。我沒能把人從火裡背出來。我只是跑了過去，拿起了相機，給了一些水，扶了一個人。可就是這些，把我從一個「想再近一點」的攝影師，變成了一個「不能再裝看不見」的人。
我還記得那頂消防帽，帽簷上有灰，很細，它們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從樓裡飄出來的。這些灰塵，曾經屬於那兩棟再回不來的巨大建築，是窗櫺、是辦公桌、是電梯按鈕，是某個人辦公桌上的電話，它們全變成了灰，落在那位英勇的消防員手上。
後來我看到了在報刊上公佈的美國國會報告，在2001年9月11日當天，共有來自紐約75個不同消防局（FDNY）的343名消防員為救人而光榮犧牲。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
9/11以後，我還在拍照，還在打球。但我不再只想拍得漂亮，我想拍下那些不漂亮但真實的東西。我不再只想贏球。我想讓更多人回到球台邊，聽見球跳起來的聲音。那種聲音很輕，很脆，像活著。
那天早上，天藍得不像話。我送孩子去學校。然後，天塌了。我活了下來，可紐約，再也不是以前的紐約了。而我知道，我之所以還站在這裡，是因爲那天，有一個人站在我旁邊，把帽子摘下來，説，你是個好人。
我到現在都記得那頂帽子的重量——像一整個紐約，壓在我手上。
後記
寫到這裡，是2026年8月26日的深夜，就在今天上午，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口岸髮生了世紀泥石流。喜馬拉雅山脈五千米高處，一片冰岩突然崩塌，砸進冰湖，湖水裹著山石和泥沙一路往下衝，像一條從天上劈下來的河。新聞裡的畫面很暗，山坡上原本站著的人，一轉眼就沒了。我盯著屏幕，像回到25年前。天災和人禍，在髮生的那一刻，從來不會告訴你它到底是誰。可我心裡清楚，這世上的災難，大到天塌，小到一個人被生活壓垮，都是一樣的。它們不等你準備，也不問你醒沒醒。
天災靠預警，人禍只能不作噁。這是我活到這把年紀，信的一句話。災難會過去，但那些活下來的人，傷口不會隨著菸霧散掉。他們只是學會了不再每天摸它。9/11之後，我花了很多年都在想，需要愈療的，不只是受災的人，還有那些從灰裡爬出來的人。
我在美國做少數族裔，做人做事總要多幾分小心。華人在外面，常常不聲不響，受了委屈也先忍。可每次天災人禍，我們這些人又是捐錢、又是上路、又是把藥和糧食往災區送。汶川地震的時候，我捐了錢。新冠疫情的時候，我也捐。我不覺得自己做了很多。那是一種本能，像看見人渴了，就遞上一瓶水。中國人的心裡，有一樣東西，幾千年沒變過。就是看見別人受苦，自己會坐不住。我們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外面的人聽著像口號，可我們是真的會去的。這種守望的基因，不寫在紙面上，是刻在骨子裡。
9/11之後，我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怎麼活下來，是下一輩怎麼辦。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教好下一代，尤其是那些孩子，別讓他們再經曆一次這樣的坍塌。不是去造一堵牆，是把人心裡的火壓下來一點，把善的東西養起來一點。我教球，也教做人的分寸；我拍照，也拍那些值得被記住的臉。我希望那些孩子長大以後，無論走到哪裡，都記得有人給過他們水，也願意將來把水遞出去。
那天早上，紐約藍得不真實，後來它全灰了。可灰裡有人沒跑，有人回頭，有人摘下帽子，説你是好人。這個世界再壞，也壞不過沒有人願意停下來，拉起一個跌坐在地上的人。
所以，9/11那天，紐約在災難裡倒了下去，又自己站了起來。我看見了它倒下去的樣子，也看見了它站起來的樣子。從那天起，我跟這座城，算是過命的交情了。
(編按：本文由Robert Chen(陳羅柏)授權刊登，標題及插題由世界新聞網編輯標註。)
作者陳羅柏：出生於中國廣東台山，少年即隨家人移民紐約，後在FIT讀攝影，是最早成為專業商業攝影師的華人移民之一，在業界建立了一定的名氣。他的攝影工作室開設在原世貿雙子塔附近。9/11當天，他爬上工作室的頂樓目睹了世貿大樓被飛機撞擊和倒下的過程，他一手拿相機，一手攝像，紀錄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9/11事件改變了他的心態，他無法平復心情去重執舊業，覺得必須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他關閉了攝影室，全身投入乒乓球館的經營和教練，後來他開過餐廳，現在全身心回到他一生的夢想：拍攝華埠的故事。他寫劇本並籌拍電影。
精華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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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11當天，作者如何在最危險時刻避開可能喪命的現場？
他先因鑰匙掉落來回跑了一趟，錯過了原本可能站在雙塔下方的時間點；當第二架飛機與後續倒塌發生時，他已回到樓頂與室內，才幸運躲過最致命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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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作者在災難現場除了拍攝，還做了哪些實際救援行動？
他把餐館的瓶裝水裝上推車，一趟一趟沿路發給警察、消防員與受困民眾，也幫忙扶起被灰埋住的記者，帶他進屋清洗，做了許多第一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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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這場經歷如何改變作者後來的人生與心態？
9/11讓他留下長期驚恐與失眠，也一度遠離攝影與乒乓球；但後來他重新回到球館與拍攝工作，並更重視真實、紀錄與把善意傳遞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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