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米以上连发山难，国家级向导证被卖了3万元

7000米以上连发山难，国家级向导证被卖了3万元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又有人在慕士塔格峰（下称“慕峰”）失联。8月31日，慕峰上风雪交加，一名攀登者想要冲顶，过程中失联，截至9月10日，其失联时间已超过10天。

　　一切就像是昨日重现。两个月前的7月3日至4日，两支经国家体育总局审批的登山队登顶7546米的慕峰，下撤至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暴风雪，4名队员失联。

　　当时，攀登者何锐所在的队伍正从慕峰大本营开始冲顶。随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全面叫停所有冲顶团队的指令下达，大家必须下撤。“梦碎帕米尔高原。”何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发布的通报，截至7月6日晚10时，已找到3名失联人员，发现时均已无生命体征。7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体育和竞赛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证实，已停止对最后一名失联人员的搜救。

　　多位受访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失联的4人中，有2名带队人员、2名攀登者，而前者仅持有省级协作证，缺乏7000米以上雪山的攀登经验，不具备带队攀爬慕峰的资质。

　　他们是如何拿到进山许可的？慕峰商业攀登有何潜规则？这些问题也随之被推向公众视野。

　　慕士塔格峰攀登一侧全景

　　遭遇暴风雪

　　“最大的变数是3日出现的暴风雪，风大到让人喘不过气。”程思远是7月3日成功登顶慕峰的攀登者之一，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天登顶的人不多，有三四十人。3日凌晨1时半，其队伍从三号营地（C3）出发，准备冲顶。出发时天气比较稳定，“云层很薄，月光足够明亮，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队友们都很期待登顶后看日出。

　　在攀登者眼中，慕峰不算难爬。国家级高山向导、自由之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宗利说，与其他7000米级雪山相比，慕峰没什么技术难度，攀登过程基本是“全走路”。

　　但是冲顶时，程思远撞上了狂风暴雪，不断倒地、不断爬起。他的意识变得迟钝，“很呆滞，甚至出现了轻微幻觉，觉得自己一会儿在打麻将，一会儿在烤肉，后来记忆变得碎片化”。

　　清晨7时20分，他所在队伍成功登顶慕峰，但狂风暴雪并未停止。由于担心能见度持续下降导致迷路，队伍在峰顶仅停留了半个小时便开始下撤。

　　“下撤是最崩溃的阶段。”程思远说，暴风雪中“能见度只有3米，风吹得人走不动，也站不稳，根本站不起来”。沿途他看到三个帐篷被大风吹走，指引方向的路旗也隐匿不见。“其实路旗插得很密集，但就是看不见，我们只好蹲在上一个路旗旁边，等雾散能看见下一个路旗了，才敢接着走。”队伍在风雪中走走停停，到3日晚7时，才回到大本营。

　　另一名攀登者宋泊简的队友，也在迎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出现身体异常。“他提出放弃登顶。”宋泊简说，尽管距离峰顶只剩最后50米，但他们决定放弃冲顶下撤。后来，宋泊简才听说山上同一天发生的山难，“再回想几个小时前我们在7500米遭遇的事情，感到一阵后怕”。

　　陈程持有省级高山协作证，日常主要在四川境内带领攀登5000至6000米级雪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山难发生时，他所在的队伍正在慕峰大本营等待冲顶。队伍聘请了3名西藏圣山公司向导，7月3日中午，3名向导组队上山参与救援。彼时他们只知道“有1名登山者出事”。

　　7月4日早晨，大本营传出失联人数增至3人的消息。陈程说，同一天，所有队伍都收到了通知，统统下撤，不再登顶。7月5日下午，陈程所在队伍的3名参与救援的向导返回大本营，并将1名遇难者的遗体从C3营地带了下来。

　　2026年7月，在慕士塔格峰的冲顶途中，登山者在风雪中前行。图/受访者提供

　　不具备国家级高山向导资质

　　下撤前，滞留在大本营的俱乐部开始互相打听和复盘此次事故。遭遇事故的4人中，有2名是极拓者登山俱乐部的向导，另2名是攀登者，其中1名也是极拓者登山俱乐部的队员。

　　按照《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活动和外国人来华登山活动服务指南（试行）》，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登山活动发起单位应当在活动实施前三个月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特批。在新疆举办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活动申请人，需配备持有中国登山协会（下称“中登协”）颁发的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

　　但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遭遇事故的2名向导都没有国家级高山向导证，仅持有省级登山协会颁发的“协作证”，并不具备带队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的资格。

　　国家级高山向导证是中登协颁发的全国统一官方资质，是国内雪山向导的最高等级认证。另外，四川、青海等部分省级登山协会也开设了培训课程，通过考核后可获得省级高山向导/协作证。

　　中登协攀岩教练、云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户外领队苏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商业攀登的带队资质有三种，第一种是山地户外指导员，无论是哪个层级机构颁发的，都只能带队低海拔徒步路线，比如雨崩等；第二种是高山协作，只能带队5000至6000米级雪山，例如四姑娘山大二峰等，如果高山协作要参与客户7000米级山峰的攀登，“绝不能充当主领队”；第三种是高山向导，有资格在7000米以上山峰带队的，必须是中登协认证的高山向导或登山教练员，以及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培养的向导。

　　登山者沿路绳排成一列攀登。图/受访者提供

　　周原现为中登协第四期高山向导实习阶段人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登协高山向导考核非常严苛，不仅要求掌握地形图判读、高山病症预防、营地管理及安全评估等理论，还要具备冰川裂缝救援、雪崩搜救等综合实践能力。“高山协作的含金量比不上高山向导，省登协颁发的向导证含金量比不上中登协。”苏瑾说。

　　当前，国内持证中登协高山向导的人数较为有限。周原解释，自2003年至今，中登协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高山向导培训一共有四期，总人数不超过100人，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培养的向导300余人，全国持证能带队7000米级雪山攀登的高山向导总数不超过450人。“再除去部分已退出一线的老向导，实际活跃在商业攀登现场的持证人员更少。”

　　而需求端的热度居高不下。一方面，国内规定，攀登8000米级雪山须持有7000米级雪山的登高或登顶证明；另一方面，国内开展商业攀登的7000米级雪山只有两座，分别是新疆的慕峰和西藏的宁金抗沙峰。多位受访者称，在实际运营中，宁金抗沙峰每年接待的人数不多，慕峰是很多人冲击7000米级雪山的首选项。李宗利透露，慕峰去年审批名额为300多人，今年增至650人，但实际上这两年的申请人数均超过1000人。

　　650人需要从7000米级雪山毕业，而全国持证的高山向导不到450人。虽然依据管理规定，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需满足1：4（1名向导带4名队员）的比例，看起来持证高山向导是够用的。不过，曾在国内某头部登山俱乐部担任七年高山向导的张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登山季的窗口期只有几个月，向导被分散在国内外包括珠峰、马纳斯鲁等各大登山项目中，这导致慕峰带队向导的短缺。

　　用人成本因此被推高。国家级高山向导、郑州登山协会副会长王勇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商业俱乐部合规聘请一位国家级高山向导，单期活动需3万至5万元不等。而如果聘请持有省级向导证或协作证的从业人员，费用仅需8000至15000元。为了压缩成本，许多商业俱乐部更愿意聘请省级持证人员，让其作为主向导。

　　攀登途中的短暂休整。 图/受访者提供

　　“合规游戏”

　　2026年初，慕峰的报名季刚开始，王勇敢就感受到了市场的狂热。找他的电话接连不断——有几家俱乐部邀请他担任向导，甚至还有人开出高价借用他的国家级高山向导证进行报批。

　　这些邀约是慕峰商业攀登“合规游戏”的一角。李宗利表示，根据规定，队伍中所有运动员（客户）、高山向导都需提前呈报备案，经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下来的名单就属于合法进山人员。至于营地后厨、管理杂务等后勤工作人员，则属于外围人员，无须提前报备。“但是，申报与执行要分开看。”张弛说，“先申报，在山上是哪些人去执行带队，这中间会有漏洞。”

　　山难发生后，网上流传了一份《2026年慕士塔格峰登山活动国内团队人数统计表》，显示成功申报并统计在列的团队有17家。而张弛透露，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收慕峰队员的俱乐部超过了30家。这13家差额是怎么来的？王勇敢解释，有一些小俱乐部共同通过一家公司申请报备。

　　王勇敢说，按照往年惯例，报批队伍满20人方可独立建制并呈报，相关费用也以“单支队伍”为单位统收。根据他提供的《2023年登山滑雪费用构成表》明细，其队伍需缴纳联络官费用15166元，基础注册费15000元，如果队伍人数超出11人，每人加收1500元。此外，队伍还要缴纳每人1500元的服务费。2024年，收费项目中又新增了一项培训费，以每人1200元的标准统一缴纳。

　　如果一家刚起步的小俱乐部只招收了10名客户，不仅达不到独立建制的门槛，还要承担无论人数多少都必须缴纳的基础费用，并不划算。因此，小俱乐部便寻找“变通”之法。

　　最初，缺乏团队实力和持证向导的小俱乐部喜欢“挂靠”在大俱乐部名下。大俱乐部的国家级高山向导多，哪怕加上小俱乐部自行招揽的客户人数，也能够满足申报要求的向导客户比1：4。通常做法是大俱乐部代为申报，但不介入小俱乐部的现场带队与后勤，“双方到了山上各爬各的”。

　　后来大俱乐部普遍不再接受这种挂靠，因为小俱乐部“自己没有向导，不培养教练，实际能力弱”，李宗利说，一旦出现风险，大俱乐部往往也要承担潜在声誉负担。

　　之后，这些小俱乐部便联合起来，通过一家公司作为载体，统一汇集报名。不过，小俱乐部的队伍到了山上依旧是“各管各的”。陈程说，此次事故中，3名失联者所在的极拓者登山俱乐部未单独报备审批，而是和其他小俱乐部一起通过太原五洲体育经纪有限公司统一报备。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极拓者登山俱乐部和太原五洲体育经纪有限公司进行求证，但始终未获有效回应。

　　据了解，出面申报的公司本身不开展带团业务，也不提供国家级高山向导，小俱乐部依然要解决向导的短缺问题。“花钱借证”就成为常见手段。

　　张弛透露，早年行业里最有资历的向导，已拿证近20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因年龄增长和身体伤病，实际上不再从事高山带队工作，部分俱乐部便通过“借”或“买”闲置国家级高山向导证的方式来应付资质审核。

　　“这个证越‘卖’越贵。以前一个证在一个登山季‘卖’1万元，现在要‘卖’2万多甚至3万元。”张弛表示，即便近年来相关部门对“人证合一”的核查越来越严，但这种“借证报批”的违规路径在业内依然屡禁不止。“很简单，申报时的国家级高山向导，在进山检录时也到场，但只是‘走个过场’。”张弛提到，这些被借证的国家级高山向导可能“到了前进营地就返回了，由其他人带上去”。

　　接替他带队的未取得该资质的“辅助向导”或“协作”，在申报进山时也有灰色操作手段。

　　第一种是利用后勤人员的弹性空间。周原说，假设公司要带40名顾客上山，且在销售阶段向顾客保证，会按1：2的比例提供服务，也就是20名带队人员带40名顾客上山。审批时，公司只报备了10个国家级高山向导，剩下10人通常是省级持证向导或协作，以后勤人员的身份上山，无须提前报备。

　　第二种是让协作“顶替”客户名额。王勇敢说，假设审批下来的名单是20个队员配5个国家级高山向导，公司事先许诺客户会按1：2的比例提供服务，公司实际只招收16名客户，另外4个名额就把这些协作当成运动员报上去。“手续合规的‘队员’，在攀登中变成向导。”陈程观察到，部分所谓向导甚至从未爬过慕峰，却成为带队向导，“既能赚到钱，又能免费爬到自己想爬的雪山”。

　　还有的队员连进山的资格都无法保障。攀登爱好者卓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他报名了慕峰攀登活动，并为此提前一年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但在攀登即将开始前的6月6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自己被剔除出攀登名单。在他报名的俱乐部，16名报名者被刷掉了一半，淘汰率高达50％。圈内山友对此心知肚明：在这个时间点被集中“劝退”，说明这家俱乐部到6月还凑不够符合条件的国家级高山向导。

　　据知情者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俱乐部一直在私下寻找国家级高山向导，始终未果，到6月才对客户摊牌，导致被刷客户失去了更换俱乐部报名攀登慕峰的机会。

　　陈程还提到，有的俱乐部借不到足额向导证，但客户早已交了定金，于是他们不以攀登者的身份为客户申报，而是让客户以“背夫”的身份入山，逃避监管。

　　慕士塔格峰C1营地 图/受访者提供

　　刹车

　　“现阶段的需求，和整体培训水平、登山管理制度都无法匹配。”李宗利说。

　　一方面，混乱的行业亟须被规范。李宗利认为，乱象首先源于组织管理者的失职与逐利。“能用100元的成本，就不愿意用1000元的成本去保障。”另一方面，客源端同样存在心态异化。不少客户缺乏对高海拔雪山的敬畏，抱着“追求自拍打卡比敬畏自然更重要”的心态盲目进山。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院长李元有同样的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交媒体将数千米雪山攀登包装成毫无风险的旅游产品，向大众传递出“任何人都能轻松登顶”的错觉。他直言，“当前国内登山市场还处于不太理性的阶段”。

　　在李宗利看来，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商业机构实际执行情况的监督。从申报、核验到攀登，都应当纳入监管视野；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理应给予严厉处罚，让从业者不敢僭越底线。

　　有受访者提出，国家级高山向导的缺口需要被填补。“但如果因为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降低国家级高山向导的报名门槛，甚至压缩考核要求、放低标准，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国际成熟的高山向导培养体系普遍具有周期长、准入要求高、实践积累要求严格等特点。从进入正式培训和考核体系到取得相应资格，往往需要数年。

　　以英国为例，英国山地向导协会要求申请者在报名时已经具备较高水平的登山、攀岩和滑雪经验，进入培养体系后，取得完整资格至少需要3年；法国国家滑雪与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培养周期至少4年；在加拿大，通过见习攀岩向导考试后，通常还需在持证向导指导和监督下积累1至3年的行业实践经验，方可进一步参加正式攀岩向导认证考核；美国山地向导协会则设置攀岩、高山和滑雪三个专业认证序列，申请者需经过分阶段培训、实践积累和考核，完成三个方向的最终认证后，方可进入高山向导阶段接受综合培训。

　　另外，凡出事就一刀切也值得反思。李元提到，在国际成熟的攀登体系中，高山探险被视为一种风险自甘的行为。即使是在向导体系、商业运作和救援机制都相对发达的阿尔卑斯山区或尼泊尔，雪崩、失温等致命事故依然无法避免。“我们的制度建设、向导服务和应急救援，只能去识别、控制和降低风险，但无法消除高海拔环境本身的不确定性。”

　　2024年7月11日，慕士塔格峰上长长的登山队伍。图/视觉中国

　　目前，有关部门试图踩下刹车。7月15日，山难发生数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发布了《关于暂停2026年度慕士塔格峰登山活动的通知》，明确全面暂停今年的慕峰登山活动。针对已依法审批备案但尚未开展攀登的人员，其名额全部予以保留，顺延至2027年度登山季。

　　多家俱乐部已放出风声，2027年攀登慕峰势必涨价。争议之下，攀登者们依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热潮，盘算着明年该把信任交托给哪一家。

　　（除李宗利、王勇敢、李元，其余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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