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中国科学家出国曾有很多的困难；
看现在，美国科学家出国面临奇怪的限制。
1950和1960年代，中国科学家出国很少。留苏结束后，出国更是凤毛麟角。有外国限制，也有很多限制是我国设立的。
不过，在1960年代，国家派遣过非常少量的留学人员到欧洲，如北大的物理学家陈佳洱、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吴建屏，都年轻，到过英国进修。数量非常少，少到一般人闻所未闻，以为没有出现过。而且学科分布也不都是应用或国防相关，如吴建屏就是电生理的基础研究。
1970年代后期，北大一位学生获得出国机会，不清楚是否能够成行，直到通天的同学说我们这次肯定可以，才放心。
国门刚刚重开的时候，公派出国在国外期间不能单人行动，国家规定需要双人行动，担心有人“叛逃”。个人出国需要国外有亲戚才能申请。大多数人，既无亲戚、也缺经费，难以出国。如果得到邀请，有对方资助，也要申请单位同意、公安部门的出入境管理局同意。早先单位不敢决定，还有更多层面的审批。1984年，出台规则，有亲戚在海外的，申请留学，一律批准。我正好碰上这一条，所以1984年申请出国，1985年出国。好像1986年还是1987年，不需要有亲戚，申请出国得到对方录取的，国内都批准。有些学校担心学生在学期间出国设立过经济赔偿之类，被批评，后来逐渐取消了这类土政策。
当时很多人评论：一个完美的世界，就不应该有国界限制任何人的旅行；一个强国就不会限制任何人出国；一个弱国才会限制人出国。
当时的批评对象是我们自己和苏联、东欧等国。一些去西德和东德旅行的更是比较东西两德而感慨万千。
哪里想到的，几十年后，中国科学家旅行少有限制，而美国科学家开始限制越来越多。
一位著名美国生物学家定好来华学术交流行程。我们几个地方、几个单位热情邀请、准备好接待，我比他小几岁，三十年前都做果蝇研究。还有一次在波士顿的科学馆，我带女儿去的时候碰到他带孩子也在。他后来好些学生在中国做教授。
这次一切安排就绪，昨天他突然来信，担心访问中国影响他的研究经费，只好作罢。
我的回信： “让我们寄希望更好的时代将到来，那时科学是为全人类，全体科学家可以免于恐惧地在世界旅行和交流”。
他的即刻回复：
“确实！我们处于非常奇怪的时刻”。
“免于恐惧”曾经是某国参与高喊的口号，现在连科学家旅行都不能免于恐惧和害怕。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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